1949年10月，他就以民歌——家乡人民所熟悉的花儿的形式，激情盎然地讴歌了民族新生的欢乐（两首花儿发表在《甘肃日报》上）。从此他就以花儿起步，踏上了诗歌创作的道路。1956年至1965年，是他创作精力比较旺盛的时期。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而编选的少数民族诗歌创作合集《我握着毛主席的手》，将汪玉良诗作专刊一辑，收录诗歌20多首，正式将这位东乡族诗人的作品介绍给全国读者。1965年，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民歌体诗集《幸福的大道共产党开》。以后，他发奋创作，辛勤笔耕，先后在国内各报刊杂志上发表近百首抒情短诗。这些诗歌处处辉映着故乡山山水水的丽影。他的诗委婉细腻，清丽动人，表现出隽永而含蓄的艺术风格。十年动乱，他失去了写作和吟唱的机会。但他那饱受压抑和折磨的心灵，默默地企盼“穿过夜幕的日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春归燕来，汪玉良开始了新的创作生涯，他除了继续写一些短诗外，把主要精力转向探索和追求长篇叙事诗的创作，《阿娜》、《伊卜拉欣》、《麻五哥与尕豆妹》、《水磨房》、《勇敢的阿里》、《从前，有个克里木》、《不合格的猎人》、《秋天，一个真实的故事》、《米拉尕黑》等叙事长诗相继问世。汪玉良用一种更加雄阔的背景和更加酣畅的笔墨探求自己祖先的历史足迹，表现自己民族的奋斗精神和业绩。在诗歌艺术表现手法上，他则从早期的严谨现实主义转向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手法，大胆的虚构，神奇的想象，如九曲婉转的反复咏叹，用感性的认识塑造出东乡族众多的可亲可爱的形象。，新时期以来，汪玉良又陆续出版了《米拉尕黑》、《汪玉良诗选》、《大地情思》、《水磨房》四本诗集，并两度荣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
此外，东乡族的舍·尤素夫、马如基、马颖、马忠翔等人，亦作为热爱生活、讴歌生活的诗人，面对故土奇异的人文景观，他们的艺术触角敏锐而充满激情，发表了大量的诗作。其中以舍·尤素夫的诗集《踱步集》（甘肃作家丛书之一），颇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风格，追求诗情画意的佳境，追求蕴藏于朴素之中的哲理，具有极富个性特征的独特感情，因而他的诗在1981年全国首届少数民族文学评奖中获创作奖。
裕固族，这个马背上的民族，自古以来就用狂放豪迈的歌喉吟唱着自己的历史，民族的盛衰，爱情的甘苦，六畜的生息，代代相传，延续至今。贺继新就是从裕固族牧人帐篷里走出来的诗人，他已发表诗歌、歌词近200首，很多诗作在省内外各类评奖中获奖。他是一名乡文化站的专干，羊鞭和牧群始终没有离开过他的生活。80年代初，贺继新开始了他的诗作生涯。他的诗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80年代，是他在诗歌领域内的探索时期，诗作《裕固族草原好地方》、《可爱的家乡》、《草原欢歌》等，内容上都是歌颂新时期和草原牧民的心灵变化，体例上属于典型的裕固族民歌形式，但又突破了民歌的思想局限。过去，裕固族流行着一首《驼户哥》。这首民歌是旧社会裕固族驼队在飞沙走石的大漠行旅，饱经冻馁为阔老商贾驮运货物的生动写照，全歌充满了凄惨、悲凉。而贺继新面对新生活，将它重新创作成一首充满情趣的新作，于是，《驼户人的歌》油然而生：“哎，驼户人乐，哎，驼户人心里歌儿多；驮来盐巴驮来煤，驮来了美满的新生活。”民歌为诗人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源泉，他就是这样如饥似渴地汲取民歌的乳汁，用饱蘸深情之笔挥洒着对新生活的无限爱意。
第二阶段是90年代以来，贺继新的诗逐渐趋于成熟，从风格到形式都有了很大突破，他从过去的民歌体转入自由体，且把两种诗体融会贯通，诗风清新明朗，并把独特的体验和思考融入诗作中。如《如灯》：我深深地爱着呀／银色的马灯／你在茫茫的暗夜里／永不知疲倦地睁着眼睛……，狂风，卷走了飞鸟／卷走了灰尘……／你忍着饥，忍着渴／露着甜蜜的笑容／送走黑暗和愚昧／迎来多情的黎明，有多少苦，就有多少乐，你像母亲慈祥的爱抚／对大地一切都那样赤诚相待／像活生生的血肉之躯，有生命，有灵魂，如牧歌般令人荡气回肠的诗句，很有一种旋律感，同时具有游牧人生来与天地共溶一体的天然秉性和博大气势，对草原深深的夜色寄与的深情和牧马人查夜的抒怀，只简略几笔，就赋予一盏普通的马灯以生命的神奇。
一般的读者所难以想象的是，贺继新的诗作大都产生在荒寂的草原之夜那昏暗的煤油灯下。严冬季节，祁连山麓的凛冽寒风里，牧人挥手甩鞭的无奈中，牧民诗人贺继新却点燃一堆堆牛粪火坚持写诗。夏日酷暑，在信马由缰的驰骋中去追逐诗歌之泉的奔流水波，他孜孜不倦求索的，正是那“自己脚下的道路通向天堂，和那水域般无边无际的辽阔。”
对创作风格的探索既是一种美学追求，也是诗人视野开阔的标志。爱情、事业、蓝天、草原，冲动的生命、伫立的雪山都是他诗歌的重要内容，作为一个朴实的裕固族诗人，他的诗情始终关注着裕固族牧人的生活，因而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