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乡、裕固、保安族当代书面文学研究
马自祥
甘肃是一个多民族的西部边疆省份，繁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始终是甘肃文学界的一项重要任务。东乡族、裕固族、保安族是甘肃省的三个特有民族。新中国诞生50年来，在党的民族政策和文艺方针的指引下，我省东乡族、保安族、裕固族的作家文学创作，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成长，现已形成本民族的作家队伍。特别是进入新时期以来，三个民族的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大量涌现，他们带着各自民族特有的风貌和浓郁的特色，给我国社会主义文学园圃增添了别具色香的芳卉，逐渐受到广大读者的瞩目。据不完全统计，我省三个独有民族现已结集出版的纯文学作品专集已多达22种，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儿童文学、评论，总字数达500万多字。为了便于检索，不妨把这些文学书籍罗列出来：
《幸福的大道共产党开》（诗集，汪玉良，1965年，甘肃民族出版社）；《米拉尕黑》（诗集，汪玉良，1981年，甘肃人民出版社）；《汪玉良诗选》（1985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大地情思》（诗集，汪玉良，1989年，甘肃人民出版社）；《水磨房》（诗集，汪玉良，1999年，甘肃人民出版社）；《踱步集》（诗集，舍·尤素夫，1993年，敦煌文艺出版社）；《五瓣梅》（诗集，舍·尤素夫等，1987年，甘肃人民出版社）；《狂奔的彩虹马》（诗集，贺继新、白文林、贺中等，1993年，中国工人出版社）；《群山之中》（诗集，贺中，1995年，北京民族出版社）；《袅袅话东乡》（儿童文学，舍·尤素夫，1982年，甘肃人民出版社）；《爱神，死神》（长篇小说，张锐、汪玉良，1991年，作家出版社）；《夜空，也有两只眼睛》（小说集，舍·尤素夫等，1986年，台湾新地出版社）；《山情》（小说集，舍·龙素夫，1991年，敦煌文艺出版社）；《积石山路》（散文小说集，马少青，1994年，甘肃人民出版社）；《风景这边独好》（散文集，冉丹、舍·尤素夫，1989年，甘肃人民出版社）；《东乡秋雨》（散文集，舍·尤素夫，1987年，香港华夏文化出版社）；《鸽子飞了》（小说集，舍·尤素夫，1999年，甘肃人民出版社）；《裕固族文学集》（贺继新、杜曼等，1999年，甘肃人民出版社）；《狂奔的彩虹马》（散文集，铁穆尔等，1993年，中国工人出版社）；《保安族文学史》（马克勋，1994年，甘肃人民出版社）；《东乡族文学史》（马自祥，1994年，甘肃人民出版社）等等。
历年来，三个民族的作家在全国获大奖的已有13篇（目），在各类省级评奖中获奖的已达50多篇。这都表明，我省三个特有民族的作家文学已呈现出一派兴旺发达的喜人局面。由此可见，甘肃特有的三个民族的当代文学，是我们社会主义新文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和我们甘肃文学乃至全国的民族文学有着共同的方向、共同的性质，面临着共同的时代大环境，也肩负着共同的历史使命。但和其他少数民族文学相比较，它仍有鲜明的特点，主要是：
第一，甘肃三个特有民族东乡、保安、裕固族，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民间文学的历史传统，继承和宏扬这种历史传统，使他们的作品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历史内涵和深邃的精神意韵。
第二，东乡、保安、裕固族都有各自鲜明的地域特点。三个民族的作家们都植根于丰厚的民族生活的土壤之中，因而他们的作品都飘逸出浓烈的东乡山庄、积石山村寨、肃南草原的独特风味和社会情感。
第三，东乡、保安、裕固族当代作家文学，与其他民族，特别是与汉族文学之间互相交流、互相学习、亲密协作、共同繁荣，形成了甘肃多民族文学的整体。
因此，探析和研究我省三个特有民族的当代作家文学，对于加强甘肃少数民族与全国广大读者之间的文学交流，发展我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队伍，促进新时期甘肃多民族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共同繁荣，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三个民族诗坛的奇葩芳卉
若论古老的口承文化传统中的韵文类作品，东乡、保安、裕固三个民族的涛歌源远流长；说到民间叙事诗和抒情民歌的口头创作，这三个民族的诗歌也有较长的一段历史；至于书面形式的新诗创作，在三个民族中则出现得较晚。如果把那些仿民歌的书面诗歌作品归入新民歌，那么应该说，这三个民族个人创作的书面新诗作品，也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才出现的。
诗歌创作是甘肃三个特有民族书面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东乡、保安、裕固族作家中，有不少人都同时兼而从事小说和诗歌创作。在三个民族的作家中间，主要从事诗歌创作而成绩突出的有东乡族的汪玉良、舍·尤素夫，裕固族的贺继新、白文林，就此而论，汪玉良、贺继新的诗歌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东乡族、裕固族新诗创作的成就。
汪玉良，是东乡族第一位卓有成绩的著名诗人，也是东乡族文坛的第一位拓荒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