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深切地体会到藏民族粗犷豪放的天性和思想的简单纯朴。受敌人蒙蔽的勒尔图在行动的实质内容上却要威胁到李贡的生命安全，从而引起观众的普遍担心。正是这些独具匠心的安排造成的情节突转抓住了观众的注意力，为更好地展示主要人物李贡的人格魅力打下了铺垫。导演、演员较为准确地通过动作传达了勒尔图的感情——仇恨。引起他错误仇恨的事件是严重的，因而他的错误行动亦是很值得观众同情和理解的。
在美学思想史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崇高是美的最高程度。在戏曲中有一类人物具有这种最高境界的美，那就是英雄人物，并且是那些具有超凡品格、惊人毅力的英雄人物。文革期间的样板戏是英雄神化的极端表现，而在此之前的现代戏作品中的英雄则更贴近于人性的真实，这并没有损伤他们的崇高美，反使这种美更真切、更感人、更伟大。托名为朗吉弩斯的《论崇高》一文中对作家主要作了下面几点要求：（1）具有庄严会场伟大的思想。（2）慷慨激昂的热情。（3）掌握一定的技巧。陇剧《草原初春》的创作者们正是在当时社会主义建设高氵朝的大背景下，满怀激情地投入到该剧的精心创作上。艺术舞台上的李贡形象能在藏区受到牧民的认可和爱戴，仅此就足已说明李贡事业的非凡成就和人格的伟大。他是一位坚定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一位救死扶伤的好曼巴，一位藏胞的亲人。观众可以通过剧中主人公的伟大精神取得思想的升华和灵魂的净化。无疑，该剧的审美教育意义是其他题材所难以达到的。剧作家笔下的李贡机智勇敢，与敌斗争并不一味蛮干，其间智斗巴拉是较精彩的一笔。李贡的出场首先是以闯帐圈、阻法事、救卡加等超人般的传奇行动开始的。然后李贡又对敌献上哈达，以免过早激化矛盾。一面陈述事理情由，指出瘟病流行，并非天灾，是由于牧民喝了含有牛羊口蹄疫污染的河水所致，以此来证明卡加并不是巴拉所说的什么瘟鬼的化身，撕破了巴拉的阴谋，并警告他们烧死活人是要受到人民政府的法律制裁的。而后取出上级的介绍信，递给头人乔盖，说：“政府派我来扑灭部落的瘟疫，头人和大喇嘛不会反对吧！”头人和巴拉不得不说：“欢迎，欢迎！”下面戏中的斗争剧作家用对唱的形式串联起来，很别致，也很有戏剧性内涵。矛盾冲突在词句中不断转换变化。巴拉恭维地唱：“李曼巴在草原……”乔盖急忙抢着奉承：“大名鼎鼎，河两岸谁不知。”巴拉接唱“神医李贡……”（下略）李贡接过回赠的哈达，唱道：“河西扑灭伤寒病，听说河东又流行。群众日夜心惊恐，奉命连夜到河东。抢救病人任务重，望二位大力共担承。”巴不甘下风：“我正在驱瘟把鬼送，虔诚褥念平安经。”李贡针锋相对：“人民政府有法令，杀害病人犯罪行。”与反动封建宗教势力代表人物的首次交锋以李贡的获胜而结束。观众在开场中就已领会、体味到李贡已经踏上了一条坎坷不平的道路。巴拉不甘失败，暗设毒计企图利用勒尔图刀杀李贡。面对不明真相、失去理智的勒尔图李贡不畏不怨，毅然跨过刀界为卓玛治病。身处逆境中的李贡此刻向人们展现出超常的胆识和毅力。为了治好卓玛的烧伤，争取受迷信蒙蔽和胁从的牧民不参与巴拉阴谋策动的叛乱，李贡遂排除一切医疗条件简陋的困难，为之献血，并惊人地献出自己的皮肤为卓玛做异体植皮手术。李贡用实际行动，用自己的血与肉与藏族同胞建立起了一条牢不可破的血肉纽带。剧中李贡崇高的行为是超乎观众想像的，产生了一种震撼人心的作用。这段强烈的艺术表现增强了人对于自身存在价值的哲学思考。李贡崇高的美也因此具有了广泛、积极的社会意义。他的崇高美与中国人颂扬爱国英雄的传统具有一样巨大的社会效应和审美教育意义。
在戏曲艺术形象里，由美丑引起的观众的情绪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戏剧情境的环境衬托，陇剧特有的“嘛簧”，即一种女声幕外帮唱起到了很好的烘云托月的作用。以《草原初春》为例，在惊雷炸响、暴雨倾盆、狂风怒吼的风雨之中，卓玛猛然站起狂奔急呼。幕外女声唱：“天旋了地转了天旋地转，心痛碎肝痛裂肠断痛翻，泪烧干声烧哑仰天呼喊。”卓玛已知法水是毒水，勉强掏出怀中的药包。由于伤痛难忍，身摇手抖，药包失手落地。卓玛大呼：“天呐！”“嘛簧”声调激越：“天无言地无语跪倒佛前。”如果试想上述几句唱词若由卓玛本人来唱，艺术效果又有怎样呢？当然不如由幕后伴唱来烘托更有气氛。它不仅说明此刻卓玛痛苦至极、难以言语的艰难处境，同时艺术形象地表现人物痛苦的行动引起了观众相应的痛苦体验。“嘛簧”在增强人物情绪状态的表现强度时，观众也似乎通过它将自己的情绪状态表达了出来。
观众主动参与并体验人物的特定情境，也就是说艺术形象的情感已转移到观众身上。
以上我仅从戏曲审美的角度谈了一些陇剧在塑造艺术形象美丑方面的粗浅见解。我认为从美的方面认真分析几部代表性陇剧，对于它的新剧目发展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文中不妥之处，敬请专家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