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谈新兴剧种的生存与发展
白新文
自1958年“大跃进”以来，全国产生了几十个新兴剧种跻身于戏曲之林，甘肃省的陇剧就是其中一员。陇剧在1959年晋京，以一台《枫洛池》亮相闪光后，作为确立的甘肃地方剧种，驮负着2000万甘肃人民的历史重托与期望，跋涉着，前进着，40年来，为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然而，陇剧尽管做出了艰苦的努力，但它和其他新兴剧种一样，近些年来愈来愈感到自己处在危机线上，表现得困惑、彷徨、浮躁不安。它时刻在寻求自己生存的契机，更不愿意轻易地被挤下舞台。客观地说，新兴剧种普遍地都存在着“家底”薄、“本钱”少、根扎得不深的问题，仿佛遇到荒年时，没有多大积蓄的人被饿死的危险性就更大一样。新兴剧种出现这种困境，主要原因有两条：一是受改革开放以来重大社会背景的影响。二是没有很好地反省自己，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各种问题。本文不准备过多地牵扯外因作用，仅从陇剧艺术本身的若干方面进行探讨，供专家、学者及陇剧工作者争鸣、研究，促进陇剧的生存和发展。
一、陇剧并非“大跃进”产物
新兴剧种本应有一种特殊的活力占领戏剧舞台，但事实上它们在与传统剧种的对抗竞争时往往是弱者。有一部分人认为，新兴剧种产生于“大跃进”年代，那是一个全国各条战线都在“突飞猛进”、大放“卫星”的特殊的历史阶段，因此，它们是“大跃进”的产物。请注意，如今我们说“大跃进”这个词时，往往带着一种否定和贬意，笔者以为这种观点错对参半。在那个盲目冒进、好大喜功的年月里，在某些地方，根据一些领导的指示和意图盲目将一些地方民间说唱搬上舞台，以展现他们大放“文艺卫星”的成果，这种历史事实是不容否认的。民间说唱属曲艺范畴，一般来说，其艺术形态比较简单，大多与戏曲的距离很大。如果要发展成为戏剧走上舞台，那就要看该曲艺形式是否具备发展成戏曲的基本要素。从全国范围来说，当年推上舞台的新兴剧种，有的至今还在被争论其形成的艺术基础问题，有的无固定的唱腔曲牌、无固定的表演程式，有的至今还未分出行当，仍停留在说唱阶段。因此，人们称新兴剧种为“大跃进的产物”，绝非毫无道理。这类新兴剧种因先天不足、后天无补，在当年的新形势下必然会出现进退两难、举步维艰的尴尬局面。对这类艺术基础单薄、实在难以久立舞台的新兴剧种，笔者以为应采取“下马”对策，让其回到曲艺的行列中去求发展，仍可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羞羞答答是不必要的，维持“死不了，活不旺”的现状是不明智的。以甘肃而论，当时推上戏曲舞台的有灵台灯盏头、陇南影子腔、兰州鼓子、陇东道情（后正式定名为陇剧）四个剧种，但前三个仅只为当地政府作了一阵“报喜”演出，以后，难以支撑，便及时地回到原来的庄头院落或酒肆茶舍中去了。如今，它们在精神文明建设中仍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同样受到群众的喜爱和好评。
但陇剧是另一种情况。陇剧是从流传在陇东的古老民间艺术形式陇东道情中脱胎而出的。陇东道情经过数百年的演变发展，唱腔优美动听，艺术形态完整，因此，陇剧自身的艺术根基问题没有如上所述的一些新兴剧种那样严峻。1958年，庆阳县剧团第一次将陇东道情搬上舞台时，就比较顺利地跨过了变“说唱故事”为“表演故事”的必经阶段，并分出了行当。其唱腔继承了陇东道情的“四大板路”（即花音弹板、伤音弹板、花音飞板、伤音飞板）。在发展的过程中，陇剧音乐工作者又创造了一些新板式，一般剧目都可表演。尤其是继承了母体艺术陇东道情丰富多彩的“嘛簧”形式，丰富了唱腔，强化了陇剧的艺术个性和感染力，这是其他新兴剧种难以比拟的。陇剧之所以能够顺乎自然地跃上舞台，并具有上述优势，主要得益于陇东道情是一个离戏曲很近的、根基很厚的艺术样式。
陇剧的诞生非常顺利、自然，从诞生时间上说，是“大跃进”的产物，但从本质上看，是事物由低级进化到高级的必然。陇剧的形成，有广阔的文化背景，有漫长的艺术预备阶段，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大跃进”仅起了催化剂的作用，使其瓜熟蒂落、顺理成章地诞生。因此，我们在否定“大跃进”时，不应该否定陇剧，应增强对它的信任感，任何消极情绪及对陇剧的问世持怀疑态度，都不利于它的生存和发展。
二、陇剧“姓氏”的定位问题
陇剧该姓什么，以前也有过争论，但在当前各种风格流派的艺术形式活跃的新形式下，有些人以为陇剧的“姓氏”制约了陇剧的改革发展，于是便产生了一些不着实际的想法，因此，需进一步深入讨论。讨论这一问题，绝非单纯地争论它的名称问题和所在地域问题，而是牵扯到陇剧的发展方向以及语言音韵、音乐、表演等专业性问题。我们应该义正辞严地宣布：陇剧姓陇，不容存疑！这是一项基本原则，任何探索、改革与创造都必须在这一大前提下进行。正如秦剧姓“秦”，晋剧姓“晋”，豫剧姓“豫”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