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曾有片刻宁静。有不断强大的敌人，有不断强大的同类，到处都有追踪者，生命充满了流浪，精神的恐慌无处不在，任何一种可能都会构成恐怖。他是一个单独的个体，而恐怖却是整个世界，无论怎么逃，都无处可逃。没有绝对的安全堡垒，乌托邦只是梦想。
地洞外，是他无法躲避的世界，是一个公开的空间却不是一个和谐的乌托邦世界；而地洞内的世界同样也并非他所想的那么美好，在里面，他会变成众生的一分子，碌碌，甚至蹉跎，为了一些生存法则而耗费时间、精神和生命。于是，《地洞》的结尾卡夫卡写道：但是一切始终毫无改变，真正的乌托邦并未实现。可以说，全文就是处于这样的一种矛盾运动中，这种运动首先表现为介于安全与不安全间的摆动，是对理想的乌托邦空间的把握的不确定。
它是为了自我安全而修建地洞的,并几乎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它上面。然而结果却是“动物”自身为地洞的安全而搞得自己一刻不得安宁。我们在分析它内心激烈斗争的同时，体验到了它那无法摆脱的生存的痛苦，为了追求乌托邦梦想而处于一种更为不安的生存困境中，“家”导致了它的心理失调和精神危机。“只要这方面没有得出可靠的结论,我就没有足够的理由在这里感到安全，即便从墙上掉下的一粒砂子,不弄清它的去向我也不能放心”。对地洞中的一切进行绝对而准确的把握,这就是动物惟一所关心的,也是它最大的心病。一切确定,它就可以安心了，但绝对准确的把握是绝对做不到的，绝对安全的乌托邦空间也只是美好的乌有之乡。
来回地奔忙，时刻在恐怖中度日，成了它生活的全部，实际上到了老年还在原地未动——动物终究没有构造出理想的地洞，卡夫卡也终于没有能够找到真正的栖息之所让他的身心得到休息。卡夫卡是一生都在躲避阴影的人，他永远也无法走出忧郁与焦虑。主人公——这个不知名的动物其实就是卡夫卡本人内心的写照：终其一生，他都在逃避这个自己所不愿面对的社会，还有家庭。这个性格阴郁的犹太青年曾伤感地说过,在他自己的家庭中，他却是个陌生人。在卡夫卡的生活中，他的文字就成了他的“精神家园”，他在他的小说中生活，他把作品当作只有自己理解，不允许别人进入，因为他认为，这个他自己的“地洞”只能容他一个人，“但堪信赖的,只有我自己和我的地洞了”。“卡夫卡不止一次地表示，在布拉格，甚至在任何人群聚集的地方，他更是发自内心地感到孤独，‘与另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他比自个儿独处时更有一种被遗弃的感觉。’即使在家里，他总是宁愿把所有的一切都关在自己的房门外”。
他提心吊胆地生怕别人会发现甚至毁了他的家园，因为可怕的声音似乎出现在每一个角落。如果地洞真的能够让他诗意地栖息，那么这将是一件十分美妙的事情，但是他面对的只是不停地挖掘和修整，所有的工作——苔藓装置，迷宫，城郭，储藏室，壕沟的挖掘等等，全都是半途而废，不了了之，在壕沟的尽头是真正的虚空。卡夫卡承受了一种艰苦的工作，他写作，并且把写作作为一种精神上的存在方式。而他的精神家园只是一个无底洞，耗去了他的体力和精力而一事无成（至少他自己这样认为，他只愿毁去他的手稿）。卡夫卡的命运也就如同那只不知名的小动物一样，在地洞里无休止地劳动。他精心构造的特殊乌托邦空间——地洞，并没有为他带来身心的平静。小动物设计了一个个方案，又一个个地推翻，每一个都不完美，为了这个理想的空间，它碰得头破血流，精力在这种折腾中耗尽，生命在这种反复中老去。它终其一生保卫家园，为了地洞的安宁而战，“地洞的事情忙得我团团转”。卡夫卡一头扎进“地洞”的技术研究中，痛苦挣扎，探索如何构建他的理想的乌托邦生存空间，他竭力表明，人类精神充满忧虑、恐慌、失落，唯有不停重构，才能躲避疏离。《地洞》中小动物的焦虑也正是作者的焦虑，小动物的生存状态也正是作者的生存状态。一种不可名状的焦虑感支配了他们的整个生存状态。卡夫卡曾经说过，他感到自己的脚下没有坚实的土地，他所使用的语言就好像是偷了别人的孩子，也许为了掩饰小偷的行为，他把自己当成主人，说着比当时的德语还要古典的德语。地洞中的小动物被想象中的可能的入侵者折磨得心力交瘁，处于一种不安定的生存状态，像地洞中的那个小动物一样，卡夫卡也时刻担心着私密空间被外部力量入侵。由于他无法在私密空间和公共空间之间保持平衡因而产生焦虑,这种焦虑也正是流放者、边缘人的焦虑。
四、挣扎在《地洞》中的“穴鸟”
“反面乌托邦也被称为恶乌托邦……反面乌托邦指代乌托邦的反面，即一个想象中的由于掠夺、压迫和恐怖造成人类生活条件极差的世界。如果说乌托邦是人类对自己美好前景全面憧憬的话，那么恶乌托邦便是人类的全方位的噩梦。”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恰恰是捷克民族主义崛起的时候。捷克民族主义自然是要反德的，同时亦奉行传统，一并反犹。在捷克的犹太人，因此陷入到捷克民族主义对抗外来民族统治这个尴尬的夹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