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终于用了叔孙通，因为儒书能够使他坐宝座坐得稳，坐得舒服。此外还有两个大户，早的是老子，要使民无知无欲，见于他的《道德经》五千言，而这五千言，显然是读了书才能写的；晚的是禅宗和尚，说只用经遮眼，这是机锋，是从古德的语录中学来的，也就是先读了书。这样，对于想明理就必须读书这个意见，真是可以说是全体赞成通过了。这里需要说说的是，书和理之间像是还有点什么，应该用几句话明确一下。想要言不繁，只说三点。一是读书可以使生活的境界扩大并提高（或加深）。比如读天文学，知道隔牛郎织女的天河之外还有无数河外星系，这是扩大。读李清照词“雁过也，正伤心，似是旧时相识”，也“感时花溅泪”，比单单说个“八九雁来”，人生的滋味浓了，这是加深。理要在这种大和深的土壤中生长。二和三，也可以说是一的加细说。先说二，是读书可以积累知识。理由用不着说。只说知识内容过于繁杂，其中有轻重的分别，问题比较小；有真假、好坏的分别，问题比较大。怎样分辨真假、好坏？难言也，这里暂且不说；单说讲理，既要以知识为材料，又要以知识为母亲，所以，虽然读书未必能明理，想明理又不能不读书。再说三，是读书可以培养见识。见识是分辨真假、好坏的能力，要由吸收别人的看法并比较其高低中来。显然，为明理，这最重要，否则，远而雅的，如孔孟之相信人君能行仁政，近而俗的，如义和团之相信肉身可避枪炮，就不值识者一笑了。
以上说想明理，非读书不可，前面又说读书也可以不明理，公婆各执一端，中间就挤出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二是虽然有这种现象，还不能不明理，怎么办。先说前一个问题，是因为书有多种，人有多种。书，以东汉为例，有大量讲谶纬的，可是也出个王充，写破除迷信的《论衡》，显然，读前者就会满脑子阴阳五行，读《论衡》就对旧经传也持怀疑态度了。再说人，真是心之不同，各如其面，减去习染和教养，兴趣也会千差万别。如同是读《红楼梦》，男士，见于清人笔记，有愿意娶林黛玉的，有不敢娶林黛玉的。逛书店可以更鲜明地表现这种情况，有人买史书，有人买小说，大概是前者愿意看实有的，并希望鉴往知来，后者愿意看虚构的，并希望有时也做个异想天开的梦。书不同，人不同，表现于思，就必致产生合理、近理、远于理甚至不合理的分别。
更重要的是解决第二个问题，怎么办。我的经验，特效药是没有的；但也要服药，试试看。药的一种是杂读。不说多读，原因之一是，读书以多为上，用不着说。原因之二，以武侠小说为例，性质专一而量多，也许奔往少林寺的人就更多，志愿就更加火热，那不是服药反而病重了吗？同类，寝馈于《易经》、占卜、炼丹一类书，以为就可以前知五百年，甚至白日飞升，也是服药越多，反而近于病危了。但买书或借书而读，是人人有的自由，所以处方不能用禁读。退一步用缓和的是杂读，就是各种性质的都读。各种性质，自然不会一个鼻孔出气。比如炼丹术与化学原理，可以说是间接冲突；占卜书与反占卜的书，是直接冲突。有冲突就好，可以引来起疑，然后是思索，再然后是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真金不怕火炼，假金自然就露馅，垮了。
药的另一种，或说改进的处方，是杂之中还要有所偏重。具体说是要多读些与分辨实虚、对错、是非、好坏之类有关的。这也可以分为间接、直接两类。以过去读书人都重视的国学为例，我读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和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自认为所得很多，因为除知识以外，还学了去伪存真的一些方法。这方法不是正面讲，可以称为间接的。还有正面讲的，是科学概论、知识论、逻辑、哲学概论之类的书。这类书内容不简易，因为都涉及真假、对错是怎么回事的问题，性质比较深微。这里多讲不成，因为一言难尽；不讲也不成，因为会莫明其妙。想折中。只举一个例，来于逻辑的，是矛盾律，内容为：全称肯定判断（如凡君王皆明圣）与特称否定判断（如某君王不明圣）矛盾，全称对则特称错，特称对则全称错。这是个分辨真假、对错的重要规律，以之为准绳，我们可以判断许多骗人的鬼话（一般用全称肯定的形式）靠不住，因为必有不少事例是反面的。逻辑这样，与它相通的另外几个学科也是这样，大家合伙，就会凝缩为一只有穿透力的眼，看到表面之下的真假、对错的本相。
但是这剂药也有不利之点。一种显而易见，是味苦，不好吃。由事实方面说，有几个人愿意扔开小说，皱眉抱着这类书啃呢？并且，只是星星点点，贯通也不容易。所以，也是事实，是有不少级别不低的知识分子，谈自己专业，头头是道，专业之暇，还是找什么占卜书或什么铁嘴，去探问流年祸福。可证读书明理也并非易事，因为有较多助力于明理的书常常是很枯燥的。不利之点的另一种，是因为向深处钻了，就不能不碰到应否的标准问题；或说得浅易些，是碰到教条性质的顽固就会显得无力。如某名人，恍惚记得是辜鸿铭，尊君，并主张保留跪拜，理由是，如果改为鞠躬，天生膝盖何用？古人也说过这类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