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人力是有限的，有些问题，比如活着为什么比死好，我们就无力解答，幸而我们很少想到，也就可以当做没有这样的问题。有些信条不是这样，比如有关权利、义务的种种，一贯认为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就未必经得住问。可悲的是想不到问。——总这样说泛泛的不好，要转为务实，举例。当然最好是大个的，那就说纲常，昔人心目中最重的。例要少而能够说明问题，只说三纲的第一纲，君为臣纲。这四个字意义不显豁，需要正义，是，君王明圣，臣罪当诛；还要发微，是，登上统治宝座就可以为所欲为，被统治者只能服从、歌颂，直到赐死还要谢恩。这种情况自然是千百年来久矣夫，上限，文献（包括传说）足征的，也许要远到盘古氏吧？下限呢，不好说，可以概括言之，凡是可以为所欲为的都得算。情况是“事实”如此。还有“应否”如此的问题。《论语》有“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话，可见至晚由春秋起，已经视统治者说了算为当然了。其后，出于史官之手的各史的本纪，出于各种官之手的足以汗牛的奏疏，以至野史笔记，都在唱同一个“君王明圣”的调调。你觉得肉麻吗？而是反复说就有了大力。于是而有无数的人被这样的“明圣”杀了，还要口无怨言；有不少的人为这样的“明圣”死了，带着“光荣”走向地下；至于数量更大的小民，在水火中哼平平仄仄平，也要“圣代即今多雨露”。最值得痛心的是，被杀而死，为君而死，书面上，口头上，甚至心地中，都认为理所当然。我呢，生也晚，受了洋鬼子一些影响，多闻阙疑，一直不相信有所谓明圣，因而对于这第一纲的许多表现，总是觉得，轻则可怜，重则可悲。何以这样说？以明朝为例，开国之君朱元璋，夺位之君朱棣，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其后如正德皇帝，到处抢民女，是天大的坏蛋，天启皇帝，信任魏忠贤，开东厂，任意杀人，是天大的糊涂蛋，最后崇祯皇帝，愚而好自用，比如有名的学者郑鄤，因为被诬为不孝就凌迟处死于西市，总之，就是这样一群，在第一纲的庇护之下，有不少知名之士，还是甘心为他们死了。死者，早的如方孝孺，晚的如陈子龙，青史留名，什么名？不过是忠君而已。有谁曾问，忠于一个（如方孝孺，新君仍姓朱），或扩大为忠于一姓（如陈子龙），究竟有什么意义？有人会说，那是几百年前的事，评人论事要历史主义。那就说说近的。近来断续看了有关王国维之死的一些文章，关于死因，说法多种，只说陈寅恪先生，我想是意在表扬死者之德，兼宣扬自己之道，说是殉于纲纪，所以应视为文化史上的大节。这里不想说事实是否如此，只说纲纪之应否视为大。纲纪，说全了是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加六纪（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讲的是人与人的关系，旧称伦理关系。称为伦理，含有应如何对待的意思；“如何”有具体内容，当然是传统的，指实说要分尊卑上下，一般所谓德，如忠孝之类，都要附着在这上上下下的阶梯上。维护这个，当然是全盘接受，合适吗？即如君为臣纲一纲，王国维死时已经是民国，没有君了，忠的大节怎样显现？灵活运用其精神？那就成为忠于在上的某一人，至少我觉得，这不是现代化而是继续封建，是不合理的。与公开宣扬三纲六纪相类，还见于零碎的褒贬，仍以明朝为例，古文的多种选本选《左忠毅公逸事》，推崇左光斗死于东厂，可推崇之点是什么？除了忠于天启皇帝幻想可以变坏为好之外，还能找出理由来吗？所举以上种种，由认为天经地义、身体力行到褒之贬之，都是读了书的，而且，如信条之被视为正大，都是正大人物，可是现在看来，都为专制压榨，重则摇旗呐喊，轻则添了油醋。当然，还要历史主义，不是说如此信如此行，道德方面有什么缺欠；而是说读书上了当，信了不当信的。换句话说，是读书并未明理。
第三类，也可以算做第二类的加码，所加是，时间可能不很长，也是由于反复说，自然连带就见于行事，于是成为风气，视为荣誉。荣誉的力量之大，凡是睁眼看看世态的都知道，除了承认无条件、想不到问之外，还要加上狂热。这种现象，古往今来，值得提出来说说的很多，只说一种，是因为近在咫尺，又有典型性。那是前些天买的一本《清代闺阁诗人征略》，翻看，其中人物，寡居多年的可以不计，竟有不少未成婚就守节的，出嫁不久夫死就殉节的，结果就得来酬报，旌表，有了荣誉。诗人，自然都是读了书的。据我所知，村野贫寒之家，不识之无的女子，这样求荣誉的罕见。这也可证，还要声明是“由现在看”。读了书，反而离时风枷锁近了，离理远了。
此外，读书不能明理的事例，当然还无限之多。古人往矣，今人呢，不是还有人在热衷于研究炼丹术吗？很抱歉。我没看过这类书，推想会比《易经》更实惠吧？人各有见，更值得重视的是人各有欲，杀风景不好，不说也罢。
至此，反面的话说了不少，要改为说正面的，是想明理，还是离不开读书。这段文章，做到这里就够了，一是理由很明显；二是推想不会有人反对。不过如果连古也算在内，例外也有一些。马上得天下的刘邦厌恶诗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