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读英国哲学家罗素（1872—1970）的著作，因为就是讲哲理范围内的事物，也总是深入浅出，既有见识，又有风趣，只是板起面孔讲数理逻辑的两种（其中一种三卷本的与白头博士合著）例外。这位先生兴趣广泛，除了坐在屋里冥想“道可道”“境由心造”一类问题之外，还喜欢走出家门闲看看，看到他认为其中藏有什么问题，就写。这就难免惹是生非。举例说，一次大的，是因为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战，英政府让步，说思想自由，难得勉强，只要不吵嚷就可以各行其是，他说想法不同就要吵嚷，于是捉进监狱，住了整整半年。就我所知，还有一次小的，是租了一所房子，很合心意，就要往里搬了，房主提出补充条件，是住他的房，要不在那里宣扬某种政治主张，于是以互不迁就而决裂。这是迂，说通俗些是有那么点别扭劲儿。别扭，缺点是有违“无可无不可”的圣人之道；优点是这样的人可交，不人前一面，人后一面。话扯远了，还是言归正传，说彗星。是1935年，罗素又出版了一本书，简名是《赞闲》（商务印书馆曾出版译本），繁名是《赞闲及其他》，因为除第一篇《赞闲》之外，还收《无用的知识》等十四篇文章，其中倒数第二篇是《论彗星》。这里应该插说两句，是《赞闲》和《无用的知识》两个题目会引起误解，其实作者的本意是，应该少一些急功近利，使闲暇多一些，去想想，做做，比金钱虚而远却有真正价值至少是更高价值的事。
以下可以专说彗星了。且说罗素这篇怪文，开篇第一句是：“如果我是个彗星，我要说现代的人是退化了。”（意译，下同）现代的人比古人退化，这是怎么想的？他的理由是，由天人关系方面看，古人近，现代人远了。证据有泛泛的，是：住在城市，已经看不见充满星辰的夜空；就是行于村野，也因为车灯太亮，把天空隔在视野之外了。证据还有专属于彗星的，是：古人相信彗星出现是世间大灾难或大变异的预兆，如战争、瘟疫、水火等，以及大人物如恺撒大将、罗马皇帝的死亡；可是17世纪英国天文学家哈雷发现哈雷彗星的周期，其后又为牛顿的引力定律所证明，彗星的神秘性完全垮了。他慨叹说：“与过去任何时代相比，我们日常生活的世界都太人工化了。这有所得也有所失。人呢，以为这就可以稳坐宝座，而其实这是平庸，是狂妄自大，是有点精神失常。”
罗素自己也是科学家，大概是干什么嫌什么，所以在这里借彗星发点牢骚，其意若曰：连天都不怕了，还可救药吗！可惜他没有机缘读《论语》，否则发现“畏天命”的话，一定要引为知己吧？但也可能不是这样，因为让他扔掉科学，必是比扔掉神秘性更难。所以折中之道只能是走老新党或新老党的路，在定律和方程式中游荡累了，改为看看《聊斋志异》一类书，短时间与青凤、黄英为伴，做个神游之梦，以求生活不全是柴米加算盘，或升一级，相信沙漠中还有绿洲，既安慰又得意，如此而已。罗素往矣，青凤和黄英也只能想想，所以还是转回来说彗星。罗素在这篇文章里说，多数人没见过彗星；他见过两个，都没有预想的那样引人入胜。见彗星而不动心，显然正是因为他心里装的不是古人的惊奇，而是牛顿的定律，可怜亦复可叹。且说他见的两个，其中一个当是1910年出现的哈雷彗星，这使我想到与这个彗星的一点可怜的因缘。
我生于1909年初，光绪皇帝死，慈禧皇太后死，宣统皇帝即位，三件所谓大事之后不久，哈雷彗星又一次从地球旁边溜过之前一年多。就看哈雷彗星说，这样的生辰是求而难得的，因为如果高寿，就有可能看到两次（哈雷彗星76年绕日一周）。即如罗素，寿很高，将近一百，可是生不逢时，就难得看到两次，除非能够活到超过115岁。不久前才知道，彗星的可见度，与相对的位置有关。北京天文馆的湛女士告诉我，1910年那一次位置合适，彗星在天空所占度数是140，天半圆的度数是180，减去40，也总可以说是“自西徂东”了。这样的奇观，推想家里人不会不指给我这已经能够挣扎走路的孩子看看，只是可惜，头脑还没有记忆的功能，等于视而不见了。
不知是得懒的天命之助还是勤的磨练之助，到1987年哈雷彗星又一次光临的时候，我竟还能够出门挤公交车，闭户看《卧游录》。于是准备迎接这位稀客，以补上一次视而不见的遗憾。后来看报上的介绍，才知道这一次位置不合适，想看，要借助天文望远镜的一臂之力。有一天遇见湛女士，谈起看而不能单靠肉眼的事，她有助人为乐的善意，说可以安排哪一天到天文馆去看。我既想看，又怕奔波，最后还是禅家的“好事不如无”思想占了上风，一拖再拖，彗星过时不候，终于有看的机会而没有看，又一次交臂失之。
幸而在这一点上我超过罗素，竟还有另一次看的机会。那是1970年春夏之际，我远离京城，在明太祖的龙兴之地，干校中接受改造的时候，有一天，入夜，在茅茨不剪的屋中，早已入梦，听到院里有人吵嚷“看彗星”。许多人起来，出去看。吾从众，也出去看。一个白亮的大家伙，有人身那样粗，两丈左右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