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承包生产责任制；这个问题应分城乡两个方面来看：在城市，并不存在女性大量回归家庭的问题，虽然有人提出这一建议，但是受到女界的强烈反对，目前并没有实施的可能性——尽管女性就业遇到种种困难，在1979年至1988年的十年间，城镇女性就业增长率一直高于男性，年平均增长率为4.9%，比全国职工队伍的年平均增长率高出1.27个百分点。在城市，1982至1990年间，在金融、文教、广播电视、卫生、体育、社会福利、商饮供储、机关团体等行业中，女职工人数增长速度分别超过男性21至78个百分点。
在农村，家庭取代生产队重新成为生产单位是事实，但这一点对女性究竟有什么样的影响并不是一目了然的。首先，即使在集体生产时，农民的生活基本单位始终是家庭，这一点在改革前后没什么变化；其次，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并不完全意味着女性回到家庭去做家务，女性还在参加多种多样的生产劳动，如养殖业的绝大多数劳动者是女性，有许多养殖专业户是女性为主的，许多女性为家庭挣来的收入甚至超过从事农业劳动的男子；再次，不少地方男人外出打工，女性成为农业劳动的主要劳动力；最后，还有不少女性流向沿海地区和城市，投入新兴的喜招女工的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例如，据统计，在周边各省农村流向珠江三角洲的打工者中，女工占到约六成。这些情况都是被海外研究者所忽略的。可以预言，在21世纪，中国女性会更活跃地参加家庭外的生产活动，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也会因此而有所提高。
总之，无论从世界范围看还是从中国的情况看，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在21世纪将会有所提高。女性的生活领域将进一步扩大——从以家庭为主到私人与公众领域并重。女性主义在家庭理论中最主要的贡献是关于公领域与私领域的划分，这一理论被用来解释女性的从属地位。
世纪最着名的女性主义学者穆勒在谈论当代婚姻时指出，婚姻是法律认可的唯一真正的农奴制度。“婚姻上的苦役法是同现代世界的一切原则极其矛盾的，也是同这些原则缓慢而痛苦地形成的一切经验相矛盾的。现在黑人奴隶制已经废除，只剩下这唯一的事例……婚姻是我们的法律中唯一的实际的桎梏。除了每个家庭的女主人外，已不存在其他合法的奴隶。”恩格斯也曾指出：男人挣钱养家这一事实为他赋予了在家庭中的统治地位：“在家庭中，他（男人）是资产阶级，妻子则代表无产阶级。”（转引自llenburger，etal.，）在恩格斯看来，资产阶级的家庭不是情感的单位，而是经济的单位。女性在经济上依赖男性是婚姻的本质。
在上述基本分析的基础上，在随后的一个世纪中，女性主义形成了自己的多种家庭理论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