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性关系的女性。如果女性喜欢性，那么我们就不再是一个暴力和强迫的男性的完全的受害者了。如果女性喜欢性，那么性就不再是女人为从男人那里得到的东西（家庭、婚姻、爱情、安全等）所付出的‘代价’了。最重要的是，如果有些女性喜欢性，那些只是为了保持某种关系而不得不欺骗自己、出卖自己来忍受性的折磨的女性就丧失了这样做的理由了。”（Mackenzie，inAssiter，etal，性自由派女性主义的基本观点是：只反对性别主义，不反对性。她们对德沃金和麦金农等人的观点提出批评，认为它在两个层次上过于简单化的。其一，将女性所受的压迫简化为性客体化和性压迫；其二，将性视为仅仅是男性对女性所做的事，而且对女性完全是负面的、危险的事。性可以成为一种压迫机制，但它也可以成为女性正面发展和解放的欲望、感觉和思想和行动。反性的女性主义的最大错误是认为，异性恋的目的和性别主义就是男性想让女性为他们提供最大限度的性快乐的阴谋。
当然，性自由派对于男权社会中的性也不是毫无批评的。自由派女性主义者对男权社会中的性的批评认为，非个人化的纯粹为性而性的行为是男性的变态表现，男性应当向女性学习的是，性可以是一种范围更广的、更富于情感的表达方式。虽然她们从多方面、多角度对男权主义的性观念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绝不是反对性本身。
性自由派很重视福柯的思想。福柯对于女性主义的吸引力在于，他激进的反本质主义立场，以及他关于性是由权力构成的而不是仅仅是受到权力压抑的这一观点。尽管福柯很少关注女性主义和性别问题，但是他对身体的关注，他将身体当作话语权力的弥散的载体这一思想，开启了主体性别化的思维方式。在西方，身体长期以来一直与低下、异类、被压抑者、肮脏、恶心、性以及女性联系在一起，不登大雅之堂。福柯的工作为人的身体“正名”，使之“登堂入室”，令女性主义感到意外的欣喜。此外，福柯本人欢迎男同性恋与女性主义的结合，他认为，“这就使同性恋能够表明，他们对男性的爱好并非阴茎中心论的另一种形式。”（转引自Halperin，福柯关于女性主义与性的关系的最重要的一个观点是这样的：“长期以来，他们试图将女性限制在性的领域。多少世纪以来她们一直被告知：‘你除了你的性之外什么都不是。
’而这种性根据医生们的说法是脆弱的，几乎总是病态的，或总是包括病态在内的。‘你是男性的病态。’但女权运动做出了挑战性反应：我们天生是以性为主的吗？那么好吧，让我们就这样独特地存在，就这样以我们原本所具有的特殊性存在吧。让我们接受它的后果，重新创造我们自己这种类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存在……”（Foucault，1988，性自由派女性主义者认为，西方20世纪70年代的性革命对女性的影响比对男性的影响要大。在60和70年代初，大多数女性接受被动角色。她们避开性这一罪恶，通过幻想强奸来躲避对性欲的罪恶感。在传媒中，女性总是被表现为非性的，使人联想到死亡与责任。各类传媒总是将女性表现为避开欲望的、讨厌快感的、在性方面天真无邪的人物。在经历了性革命之后，女性的性模式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女性幻想着掌握她们喜欢的男性，与许多人共享性快乐，以她们愿意和喜爱的方式付出和获得她们所向往的一切性快乐。
在20世纪80年代，女性的性心理发生了激烈的变化，性革命并未因里根和撒切尔的当选而停止，它在私人领域内化和发展。性的虚无主义的泛滥、艾滋病的肆虐、死亡的威胁以及对未来的失望被新出现的女性丰富多彩的性活动所扼制，其力量之大是前所未见的。
年代兴起的后现代女性主义更是在性的问题上大作文章。后现代女性主义者把性作为生命力的培养力量，将生殖器当作精神的一部分，而不是与精神相分离的肉体来看待。她们用性的语言、图像和表演交流思想和感情。她们将性的检查制度视为反艺术和反人性的。她们通过对性的肯定为自身赋权。她们通过爱上性的自我而获得快乐，治疗这个病态的世界。
有西方学者将性道德的变化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人类的性活动处于自由散漫的状态，卖淫、通奸和随意的性交都不算不道德行为。在第二阶段（从纪元到20世纪中期），只有婚内的性活动才是道德的。在第三阶段，人类将享有完全的性自由。第一、三两阶段的区别在于，第一阶段只有男性享有自由，第三阶段女性也享有自由。
我们现在正处于第二阶段。用福柯的话来说，在近现代，出现了性的话语的爆炸，似乎所有的事都与性有关，从孩子的坏习惯，到成人的肺结核，到老人的脑中风。福柯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和目标就是破除科学家、心理学家、性学家和心理分析家所经营的性专业的神秘性，破除性的确定性，揭示性在不同的时期和文化中是如何被历史地建构起来的。他认为，并不存在这样一种东西：即某种固定的性冲动，一种本质。性是历史的产物。不同的时代、文化有不同的性话语。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