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研究这些话语是如何塑造了我们关于性的观念，又是如何规训和控制了我们的身体的。
福柯认为，性的历史因文化而不同，因此没有单一的性史，只有多个性史。性所具有的形式和意义与社会的权力关系有关。对福柯来说，性存在于权力关系的交差点上：在男人和女人之间，年轻人和年长者之间，父母和子女之间，教师和学生之间，牧师和俗人之间，行政机构与人口之间。
按照福柯的逻辑，当我们用对立的话语反击压迫时，例如如用女性主义话语挑战男尊女卑，用同性恋话语挑战将同性恋行为定义为变态的医学话语时，我们就进入了统治话语的领域。我们发明了新的标签和身份，它在向压迫挑战的同时，又用新的方式压抑我们：使我们陷入一种身份；强迫我们遵循我们所从属的群体或社区的规范；建构我们的思维模式，作为21世纪的同性恋者、女性主义者或反对性别主义的人，应当怎样思想，怎样做。按照福柯的思路，性专家垄断了传媒上的知识，向我们销售一套适应我们身份的商品。我们刚想改变一个体系，立即就成了这个体系的一部分。权力关系和话语在不断改变，可是我们永远不能逃避开它们。因此，抵制和反抗是一个持续的事业，它在随时随地发生着。按照福柯的观点，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发生的事态并不是性的解放，而是权力在性问题上的新话语与新技术对旧话语和旧技术的胜利。
虽然女性主义对福柯赞赏有加，但是也批评了他的性别盲点：他处理人的身体好象它是非性别的。其实在现实社会中，女性被规训为比男性更加驯服的身体，而这一点被福柯完全忽略了。最尖锐的批评甚至认为福柯在重新制造女性的“不可见性”。（S.L.Bartky，转引自Dunphy，29）人无完人，福柯不是神，他也有着源于自身社会地位和处境的种种不足之处。像他这样涉猎了很多学科和很多重大话题的“一般知识分子”（相对于特殊的专业知识分子）竟然几乎没有提到过性别问题，不能不被认为是他所处的优越社会地位（白人，男性）和性倾向（男同性恋，与女人几乎不发生关系，对异性毫无兴趣）所带来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