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英国，许多女性主义者开始重新定义自己的性本质和修正自己的性实践。有些人脱离了男性，开始与女性结为伴侣，或者仍然保留异性恋关系，但是停止插入性的性活动。她们认为，对女性的任何插入式性行为都属于侵犯行为，它有损于女性的信心，削弱女性的力量。对于男性来说，它是权力和主宰的行为，它使男性变得强大，不仅超越一个女性，而且超越了女性全体。英国的女同性恋女性主义组织利兹革命女性主义团体就持有这种看法。（Cooper，43）对于许多女同性恋女性主义者来说，这些改变被视为性革命的开端。
在当时的女性主义阵营中，许多女性认同女同性恋，不仅是把它当作一种性倾向，而且是把它当作一种政治选择。这一选择之所以具有政治性，是因为她们认为，男女两性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具有政治性，含有权力和统治的成分。由于女同性恋拒绝了两性关系而选择了女性，她就蔑视了现存的政治体制。在当时的政治潮流中，许多政治性的女同性恋并不一定是性倾向上的女同性恋。
这种政治性的女同性恋是对一个理论的最终拒绝，这一理论认为，性仅仅是女人不得不为男人做的事情，而不是女人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女同性恋女性主义者则认为，作为女性阶级的一员，我们性实践的政治意义只有两种：或者是对性阶级及异性恋意识形态的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再生产；或者是脱离异性恋及其意识形态。（Cooper，44）由于这种观点过于激进，难以得到广大妇女群众的认同，同性恋女性主义者所期望的分离主义的性革命一直没有到来。
女同性恋女性主义者中的最极端者认为，作为女同性恋者不仅意味着异常的性行为，而且意味着异常的性别行为：不屈从于父权制的性别角色，以及性别的反叛，甚至是彻底脱离女性这一性别，把女性性别本身视为象征性和实质性地对男性权力的服从。在这一激进女性主义的模式中，性别不再限于男女两种，而至少有三种：男性、女性和女同性恋。
概括地说，当时的政治性女同性恋者不仅把性看作个人行为，而且看作一个斗争的舞台，在这一斗争中，男性的统治和女性的屈从或者被巩固和维持，或者受到根本的挑战。她们反对把性仅仅看成是私下的和个人的事，杰弗瑞斯指出：“一个基本假定认为，性是私下的和个人的事。或许社会与政治压力对卧室中发生的事会有一些影响，但是性行为并不被认为能够影响卧室之外的世界中的权力关系结构。性被理解为私人生活的最为个人的领域，因此规范男性性行为的妇女运动被视为不可理解或被完全误解就不足为怪了。”（Jeffreys，in Coveney，etal，然而，从80年代中期开始，这一潮流开始消退。女同性恋者“变为正常人”；异性恋女性主义者也开始寻求插入式性活动的快乐；许多认同女性主义的女同性恋者公开而激烈地否定了“香草型”的性话语，以颇具危险性的语言取而代之，例如操，来快感，虐恋，皮革服装等等。
性自由派女性主义者有时会故意使用一些惊世骇俗的话语，以矫枉过正的冲击力来对付传统的男性话语和男性观念。在1970年，性自由派女性主义者格里尔（Germaine Greer）激情澎湃地写道：“革命的女性可能会参加妇女解放组织，痛骂警察，对他们大喊大叫，同他们格斗，但是你听到过任何一个在街上游行的女人撩起裙子说‘来发掘它吧，女阴是美的’吗？伊甸园就是女阴。美丽圣人曼朵拉就是女阴。神秘的玫瑰就是女阴。上帝的方舟，天堂之门。女阴就是将一切吸入其中的隧道。女阴就是知识。知识就是接受力，就是活动。女阴就是性感科学的象征，是对疯狂征服一切的技术的必要的更正。裙子必须掀起，紧身内衣（女人穿它的历史只有一个世纪）必须永远抛弃。发掘女阴的时刻到了，而女人必须首先来做这件事。”（转引自Grant，性自由派女性主义者格兰特指出：“阴茎统治的时间太长了。
在大英博物馆里有一个公元前430年－420年的水瓮，上面画着一个女人正在浇灌一排竹笋一样的阴茎。这种女性为男性的性器与权力的图腾服务的图景已延续了太长的时间。下一步将不可避免发生的将是以阴蒂阴道为中心的性革命和文化革命。如果没有男女两性之间的性平等，性革命就不能彻底完成。未来的性将推翻阴茎中心主义，结束压制同性恋的法律，将有更多的阴蒂中心的活动。”Grant，性自由派女性主义者麦肯西则这样说：“为什么女性主义还在赞赏天真？为什么天真仍被视为美德？性压根就不是什么值得羞耻的事，为什么我们还要尊崇天真？难道它的对立面是有罪的和应受责备的？我们好像不应当喜欢性，我们不被鼓励对性持有正面的看法。如果我们有了性经历或者承认自己喜欢性，就会被视为‘肮脏’或‘堕落’。我们对被人视为‘妓女’怕得要死，以致接受了这样的观点，认为一旦参与性活动，我们在其中只能是受害者。
‘可敬的’女性（包括女性主义者）仇视喜欢性的女性，尤其是那些喜欢与男性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