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社会的重建之路
西方国家有一种感觉，“期望与梦想的辉煌历史”已经谢幕。大多数西方国家的经济都已接近停滞，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西欧大部分国家则从90年代后期开始。尽管通信技术的巨大进步（主要在美国取得）给很多人的印象是，这种进步是地方性的，整个经济的劳动生产率从1972年开始降低，到互联网革命全面展开的1996年才有显著回升，在这波浪潮于2004年结束时再次下滑。生产率的退步造成了广泛破坏。员工的报酬增幅很小，劳动适龄人口中的白人男性的就业率从1965年的80%下降到1995年的72%和2007年年底的70%，黑人男性的就业率下降幅度更大。总产出因为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投入数量两方面的因素而减速。私营和国有企业的投资品产出受打击尤其严重，在总产出中所占的份额从20世纪60年代的16%下降到20世纪90年代的14.7%和21世纪前10年的14.3%。消费品产出表现更好，但就业数量与投资品部门的关系更紧密。
要重启这个期望与梦想的制度，我们能够做些什么？这个问题很少被讨论，近年来的危机吸引了全部关注。不过，若干国家头上笼罩的财政危机阴云可以追踪到经济停滞的根源，包括美国、意大利和法国等。在金融危机中，银行的误判加速了欧洲国家的财政赤字膨胀，也鼓励美国官方鼓吹和加剧了房地产泡沫。
财政危机爆发的原因主要在于经济增长，在略有加速的几年时间之后，增长率在21世纪初再度下滑，美国已回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缓慢发展水平。这使大幅增加税收收入的可能性变得非常小，而政府却还指望用它应付“婴儿潮一代”对社会保险福利的巨大需求。那么政府是否采取了增加税收和减少支出的手段以应对这个紧急局面呢？没有，政府进一步扩大了资金缺口。在美国，小布什总统在2001年和2003年的减税政策使政府收入每年减少了6 000亿美元，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5%，同时以“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将退休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扩大到药品，增加了数万亿美元的福利支出。在欧洲，政府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的限额从1999~2000年的1.5%到2003~2005年的4%（意大利和法国）。如果考虑到福利支出大大超过财政收入的日子正在快速来临，真实的赤字规模还会高得多。政治家们并没有选择增税来为庞大的福利支出准备资金，反而通过减税讨好选民，这在财政上是极端不负责任的行为。这种行为极其恶劣，因为失业率在互联网泡沫破灭后虽然略有上升，却并不高于20世纪90年代的正常水平，而较高的失业率才是在财政困难时期继续执行赤字政策的理由。财政上的不负责任还导致汇率的弱势，在世界出口市场的份额下降（尽管有贬值因素），股票市场低迷，产业投资不振。企业有庞大的储备，却不愿投资，它们担心过去的低税收导致未来的高税收。
金融危机的背景是增长率低迷，以及由此导致的失业和财政赤字。经济增长减速后，欧洲的几个国家并未控制其财政赤字，只要欧洲的银行愿意以低利率购买其债券，它们就继续执行赤字政策；对银行而言，只要这些国家的主权债务继续被评级机构列为AAA级，由于持有此类债务的资本金要求极低，它们自然也就乐于购入。美国政府不但自己借入资金，也鼓励其他人增加借款。政府诱使住房抵押市场上的政府扶持企业和商业银行提供低利率的次级抵押贷款，还鼓励数额庞大的学生贷款。只要房价继续上涨，政府扶持企业、银行和其他贷款人就继续满足投机者和新购房人的资金需求，完全不考虑风险因素。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失业率上升，达到顶点后下降得非常缓慢。人们对此展开了广泛讨论，为什么接近8%的高失业率降幅如此微弱且缺乏规律，似乎难以回到7%之下——远远超过1995~1996年5%的常态和1965年4%的更以前的常态？经济学的正统理论在解释就业乏力时除了提到短期繁荣外，完全没有考虑到1970年后的长期停滞现象。粗鲁的凯恩斯主义者鹦鹉学舌地谈论“总需求不足”，却从来没有注意到这种“不足”没有伴随着通货紧缩，忘了他们的教科书里说的通货紧缩是总需求不足的标志。供给学派则抨击“高”税收，完全不顾小布什总统在2001年和2003年两次大规模的减税后就业率仍未提高的事实——就业情况只是在他鼓吹房地产泡沫后才有所改善。不过，把就业低迷归咎于消费者的支出不足或者所得税税率过高似乎都非常奇怪，因为还有太多其他的因素在发挥作用：技术对供给的推动作用减弱；退休抑制了供给；居民家庭获得的社会福利和税收减免（包括现有效应和预期效应）突然增加，进一步降低供给；未来的财政压力极大地推高了利率水平。所有这些因素对商业信心的打击都不可避免地导致各种商业资产（从机器到顾客和员工）的估值下挫，足以完全或大部分解释目前的经济衰退。只有微弱的创新流能稍微缓解失业率的进一步上升。
凯恩斯主义者继续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