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斯密也觉得毫无生气）。现代经济带来的大众对创新的参与和大众的繁荣完美地诠释了亚里士多德对于“最高的善”的追求和罗尔斯所主张的正义。这种有利于大众繁荣的制度是现代社会的宝贵财富——它根植于皮科·米兰多拉、马丁·路德、伏尔泰、休谟和尼采等人倡导的现代价值观。
不过，对于经济成功的解释依然存在各种迷思，很多人没有认识到发挥私营企业活力的重要性。其中一种解释认为，一个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的自由程度决定了其相对的经济发展水平。自由虽是创新的必要条件，却并非充分条件。允许人们有做某件事的自由并不代表鼓励他们完全投入，而人们经常需要通过冒险实现自由。另一种解释认为，经济的成功取决于科学（而非产业）发现。这种理论无法解释某些国家为何腾飞，而其他很先进的国家却没有，另外经济腾飞为何发生在科学发展较为黯淡的时期。还有一种解释认为，一个国家的快速创新可以依靠公共部门，比私营部门的推动速度更快。但我们还没有看到哪个国家能做到这一点，除非把俾斯麦时期的德国经济视为国家驱动类型，而非现代资本主义。
我们的理论能否成立，对西方和东方国家在未来几十年的发展都非常重要。美国如果继续坚持只要有自由就足够、通过不断下调税率就可以实现自由的立场，那将是巨大的错误，不可能恢复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活力和繁荣。现代价值观与传统价值观都可能产生重要影响，点燃古老国家活力的现代价值观可能已经衰落，传统价值观必然相应抬头，这种影响绝非财政政策可以抵消的。政治家们对于重建传统价值观的呼声与他们重建经济活力的呼声同样高涨，其结果是各个政党继续高谈阔论，仿佛一旦达成有足够分量的关于财政措施的协议，经济就能回归繁荣。
对欧洲国家来说，只要继续坚持社团主义经济信仰，对私人资本进行恰当的政府控制，自认为可以实现资本主义无法做到的稳定与和谐，并且不会造成原有经济活力的任何损失，那就不可能恢复20世纪90年代的可喜的就业水平，更不用说重现20世纪早期的高度繁荣景象。这些信仰没有通过检验，欧洲国家却继续在传统价值观的统治下维持着社团主义经济的无效运转。
如果现代价值观对经济领域的创造者、追寻者和探索者如此重要，对美好经济也如此重要，有人或许要问，它对社会其他领域是否也具有重要意义？托克维尔发现，对经济生活的参与最普遍和最深入的美国对政治制度也有着最广泛和最深入的参与。其结果是，在两个领域都出现繁荣景象。政治领域要想繁荣，必须有草根阶层的民主支持，这在很多方面与草根阶层的经济活力相对应。
当今的所有人可能都注意到，欧洲在政治领域的表现同经济领域一样糟糕。阿玛蒂亚·森在《欧洲民主的危机》（The Crisis of European Democracy）中谈到：
在缺乏公共讨论和民众赞同的情况下，欧洲的命运不能任由专家们的独断（或好意）来主宰。领导人错误的政策选择既破坏了民主制度，也浪费了制定良好政策的机会。
类似的观点也适用于经济活力，其中的某些方面已经在本书中提到。太多的产业发展方向受到经济政策的制约，新企业创立的限制越来越多，从精英阶层中选拔的经理人掌控了与政府和社团的谈判，企业规模如此之大，层级如此复杂，普通工人完全没有途径表达创新性想法，也不会有相应的激励，于是，创新和普遍繁荣必然受到压制。
在一个有足够现代能力的社会，美好和正义的政治制度的标准同时也是美好和正义的经济制度的标准。现代社会对美好和正义的要求在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同样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