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正义要求那些追求传统生活的人能够自由地在传统部门参加工作并获得报酬，同时，追求美好生活的人也必须能自由地在现代部门参与工作。在这个多元化社会，一个经济部门中的资源可以通过其生产的产品得到补偿；另一个经济部门中的资源也能维持运转，无须接受补贴，或者可以通过慈善性捐助补充。如果把扶持相对缺乏变革和创造力的非现代经济作为秉持现代价值观的人群的义务，那将是很令人费解的非正义做法。
当然，处于原始状态的人可能要求政府保护有不同传统的理想，比如关心爱护的传统。正义要求容忍其他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但并不要求那些希望追求美好生活的人对自己撒谎或者向其他生活方式屈服。正义并不允许其他人的传统严重压抑现代经济，以至于影响其创新活力的发挥乃至现代生活。
在这种多元化社会，每条船都可以自己浮起来，不存在相互间的补贴。这样做不存在非正义性。罗尔斯主张的正义并不要求现代部门给传统部门提供工作补贴或其他任何目的的资源转移，因为他讨论的现代社会的正义都是这个部门内部的成果分配。但如果现代部门的参与者一致希望政府给传统部门提供补助，那样做当然是正义的。个人给传统部门提供捐助也完全符合正义的要求。在美国，非营利机构和慈善基金组织已颇具规模，当然某些慈善家承认，很多捐助是受到政府税收优惠政策的鼓励，这很可能减少给低收入者预留的补贴份额。
我们讨论了现代社会中传统主义要素面对的正义议题。在这样的社会中，现代价值观占据主导地位，并创造了现代部门占优势的经济。允许那些崇尚传统价值观的人在并行经济中活动，对他们而言符合正义的要求，由于这对现代经济并无损害，对具备现代价值观的人而言也是正义的。这种并行经济可能还有助于现代经济，因为它可以吸引那些秉持传统价值观的人，防止他们在现代经济中制造麻烦，影响其他员工的士气。接下来我们需要讨论在传统价值观占优势的社会中现代主义要素面对的正义议题。这里的困难在于，允许秉持现代价值观的人自由发展和运行现代经济部门，会对占多数的传统人群带来冲击，除非现代人群只占极少数。社团主义对现代经济入侵的反击就是因为传统人士感受到了现代经济的威胁。为解决上述困难，意大利和（程度较轻的）法国等欧洲国家设置了惩罚和障碍，以限制现代部门的活力和灵活性，现代部门与包括农村产业、国有企业、中央政府和教会在内的传统部门并行。而且这种并行部门与传统文化的势力相比是如此弱小，以至于后者严重拖累了企业家精神与创新精神。欧洲国家通常会限制现代经济的发展，也不鼓励其公民追求不安分的、创造性和冒险性的生活方式。主流的态度和信仰妨碍甚至禁止秉持现代价值观的人追求美好生活，由此造成了严重的非正义。
因此，尽管人们的第一印象认为，传统价值观强大的欧洲国家建立高度的社团主义经济或社会主义经济完全符合正义，正如现代价值观占主流的国家对现代经济的欢迎态度一样，但真实情况是，传统社会阻碍了普通人追求美好生活的行动，而现代社会并不限制人们在非政府组织、基金会、非营利机构、教会乃至家庭中追求传统生活的权利。这就是两者的不公平之处。
现实生活中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确实也有非正义的表现，现实中的社团主义经济也一样。最突出的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拉动低收入者的就业水平和工资水平，当然社团主义国家在这方面同样失败。另一个突出的非正义表现是，税收减免和无法兑现的福利承诺导致了可支配收入的膨胀，当然社团主义国家的私人财富和社会财富也在膨胀。不过，只要受益者能真正理解其要求的荒谬之处，这些非正义是可以得到纠正的。这些非正义既非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特征，也非其独有标志，它们并不代表现代资本主义本身的非正义性，只说明其存在瑕疵而已。
如果本书的观点成立，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就具备正义性，至少在现代经济能够良好和公正运行，现代价值观足够普及、足以支撑现代经济的国家是这样。当然，未来完全可能有某种后起制度被视为正义的制度，到那时，现代资本主义也会将位置让出来。
小结
现代经济对少数幸运国家而言是天赐之福。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首批现代经济国家（都或多或少实行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成为西方世界的奇迹，它带来的蓬勃活力是从未见过甚至想到过的景象，带来的广泛包容性也是前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不可比拟的。新经济制度的活力和包容性来自其调动的草根阶层的想象力和能量。如果没有手工业者、临时工、农民、商人和工厂工人的心灵和想象力的发挥，他们的创新成就不可能如此辉煌。
本书发现，现代经济远非与美好生活背道而驰的物质主义、粗俗、市侩、贪婪和唯利是图的制度，而是很好地满足了社会成员对美好生活的广泛要求。这个制度的崛起来自现代化运动，从传统社会中获得解放，冲破封建经济的桎梏，驱除重商资本主义的枯燥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