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了教会的支持。
法国的情况如何？20世纪初，巴黎的沙龙里满是好斗的知识分子，希望把终结个人主义的社会主义同民主制度结合起来，其中包括莫里斯·巴雷斯（Maurice Barres）、乔治·索雷尔（Georges Sorel）和查尔斯·莫拉斯等人。然而法国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间歇期并没有采纳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引入的社团主义制度。当德国士兵在1940年进入巴黎后，组建于1941年夏天的维希政府很快建立了社团主义精神的经济计划体系。几年之后维希政府垮台，戴高乐将军领导的战后政府在1946年引入了计划指导，1946~1958年的法兰西第四共和国采纳了五年计划，这借鉴了20世纪30年代意大利和德国执行的四年计划。法国政府希望通过这个办法指引法国工业向他们期待的方向发展。
在南美洲，社团主义的元素是在热图利奥·瓦加斯（Getúlio Vargas）统治时期进入巴西，尤其是在1937~1945年的独裁时期。巴西的劳动法一字不差地照搬意大利法律，建立了卡特尔以控制主要产品的生产，政府还希望掌控工业化的发展方向。不过态度较为温和的瓦加斯与萨拉查一样镇压了法西斯和纳粹党派，还取缔了普利尼奥·萨尔加多（Plínio Salgado）领导的激进的天主教党派。另一种颜色的社团主义则在1943~1955年胡安·庇隆（Juan Perón）的第一任总统任期来到阿根廷，产业工会成为庇隆主义党派的基石，对工业和农业进行广泛干预。
在亚洲，日本的大型垂直垄断企业（财阀）通常是由某个大家族控制，它们自19世纪最后几十年的明治时期起步，在“一战”之前已变得非常显赫，与中央政府保持密切联系。社团主义制度发展起来，日本帝国政府既没有与其保持距离，也没有将其拆解。在1945年摆脱日本殖民统治后，韩国也形成了社团主义结构，韩国政府把日本人留下的工厂和其他好处送给少数韩国企业，以换取利益回扣。
对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来说，如果说它们也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间歇期建立了类似于意大利和德国的社团主义制度，那是很大的歪曲。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和英国的工会的规模和影响力都显著增强，而这些组织在意大利和德国却受到束缚。在欧洲大陆各国都忙于建立卡特尔时，美国人继续坚持进步主义时代的反对态度。但问题在于，美国经济和英国经济是否也或多或少带有类似于意大利和德国的社团主义特征？在1929~1933年可怕的经济衰退直至“大萧条”之后，美国也出现了政府对经济的广泛干预。富兰克林·罗斯福以巨大优势当选总统，于1933年开始执政，各种新政的立法也随即推出。根据1933年的《全国复兴法案》，美国成立了国家复兴署。在各个产业都组织了领导团队，设定价格和工资标准，以防止螺旋式通货紧缩，因为罗斯福相信这种紧缩加剧了失业问题。加入这种团队不是强迫性的，但是每家执行行业标准的企业都能得到政府的认证，必然给其他企业造成社会压力。电视观众至今还能从马克斯兄弟（Marx Brothers）的电影《鸭子汤》（Duck Soup）的第一帧画面中看到这样的认证印章。许多被认为颇有思想的评论家都把国家复兴署视为走向“集体主义”的社团经济的令人忧虑的一步：
这个制度的关键本质是，每个加入标准的产业都能获得对美国市场的近似的垄断权，其垄断利润使其足以支付高工资。但为了保护垄断权，必须排除竞争对手的进入。于是在更“先进”的标准中，对新企业和新工艺设置了障碍……通过国家权力完全禁止任何进口，把整个老牌产业都保护起来。
然而对大多数观察家而言，新政的干预力度不能与毫无约束的欧洲大陆社团主义相提并论，那些国家的干预不需要立法，议会权力被剥夺，没有法院执行司法审查的权力。而在美国，国家复兴署在1935年最高法院审理谢克特家禽公司诉合众国案（Schechter v. United States）中被一致裁定为违宪。罗斯福很快要求增加最高法院人数，希望使其更加听话。但国家复兴署最终还是没有重启，法院的声誉得到了提升，而非下滑。
随着新政的施行，美国的社会思潮（虽然并不总是反映在社会行动上）与19世纪的自由主义出现了很大差异。国家复兴署领导人唐纳德·里奇伯格（Donald Richberg）的一份声明非常引人关注：
我们没法回到戴着“粗俗个人主义”面罩的镀金时代的无政府状态。如果各产业的私营业主和经理人不能充分组织起来，使这些至关重要的产业的运营能承担与巨大的公共利益相称的公共义务，那就不可避免地要对这些私人产业进行政治控制。
然而，实际行动似乎没有口号那么可怕。“大萧条”时期，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不常见的甚至比较激进的措施，并创造了一些新职业。例如，美国民间资源保护队雇用摄影师和纪录片导演记录美国乡村的画面和声音，以备这些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