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意大利一样，社团主义的元素在德国出现的时间远远早于两次世界大战的间歇期。商业行会、手工业行会和职业人士行会等组织从12世纪起就在德意志地区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力，它们试图控制产品的价格和标准，而且还对各省乃至全国的统治者和立法机构发挥着影响。然而，资本主义带来的竞争浪潮削弱了这些组织，拿破仑更是在整个帝国范围内禁止这些组织的活动，因此它们的影响力至少在19世纪的现代经济中被大大削弱。1866年，德意志各州同奥地利帝国的联盟被普奥战争终结。1871年，德国历史迎来了转折点，俾斯麦把整个德国统一到威廉皇帝领导的普鲁士下面。历史学家乌尔里希·诺肯（Ulrich Nocken）把德国社团主义兴起的时间确定在1871年，凡尔纳·阿贝尔斯豪塞（Werner Abelshauser）则认为1879年标志着“现代社团主义利益协调制度的诞生”。德国新兴的现代经济在某些方面走向了社团主义，名为工商业“商会”的雇主协会兴起，承担了政治游说、价格谈判、制定工资标准等职能。大多数规模较小的产业工会也发展起来，相对于“一战”时期和“二战”之后的德国工会而言，其实力还较为薄弱，尤其是在1879年反社会主义法律制定到1890年废止期间。雇主协会和小规模的工会都成为政府的重要合作对象，这是威廉统治时期的经济特征。在1871~1890年担任帝国首相的俾斯麦未能复制约束普鲁士议会的普鲁士经济委员会，建立一个拥有对议会的否决权和建议权的国家经济委员会。虽然不得不与国会分享某些经济事务的权力（这点不同于希特勒），但这位铁血首相还是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并借此为19世纪八九十年代发展钢铁产业的融资铺平了道路。因此，19世纪后期的德意志帝国可以说已经发展出了历史学家们所说的自愿的或协商的社团主义，但与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强制性和全面的社团主义并不相同。德国自愿性质的社团主义在1919~1924年魏玛共和国早期仍继续受到工会的青睐，而雇主协会在“一战”期间不得不屈服于强势的工会，被迫与对方平等地坐到谈判桌前。
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间歇期，社团主义受到普遍欢迎：大量的集会和广泛的支持，当时的观察家们的直接报道，还包括艺术家们时代情绪变化的间接反映。人们在很多领域有了新道路和新发现的感觉。社团主义得以流行，其背后的推动力很容易看到，那就是公众对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日益排斥。社团主义成为“第三条道路”，用历史学家泽夫·斯坦贺尔（Zeev Sternhell）的话来说，就是“既不左也不右”——至少不属于传统的“左派”或者右派。穿越时代的话，可以说“二战”后的新社团主义也是新右派和“新左派”之间的中间道路。因此，社团主义既可以吸引被资本主义损伤的利益群体，也可以吸引恐惧社会主义的利益群体。前者可以通过社团主义避免现代主义和现代经济造成或可能造成的损害，如市场竞争的威胁、工作的不稳定以及产业发展的盲目性；后者可以把社团主义作为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替代，避免被剥夺财富和快乐，包括被禁止创办企业和难以发展个人事业等。社团主义政治家可以声称，这种社会结构能够重新鼓舞人们追求共同目标，并由政府进行协调补充，从而彻底解决资本主义的劳资冲突和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同其他群体的冲突。政治家们无法在实验室中建立一个社团主义经济模型与实际的资本主义经济对比，这给了他们借口，要求直接砸碎资本主义的框架，用新的社团主义经济取而代之。他们的首要目标是使国家摆脱资本主义经济，把社团主义经济调试到最优状态成为次要任务。世界经济在1929年陷入危机，“大萧条”笼罩前方，使他们更容易把现有的资本主义经济描述成应该尽快抛弃的制度。最后，纳粹政治家们吹嘘说他们即将采取行动，而当时议会中主张改造资本主义的党派和主张建立社会主义的党派势均力敌，因此是做不到的。他们如果掌权，必将大有作为，绝不像其他人那样一事无成、只求不把事情搞得更糟。于是在若干有着社团主义元素的国家，大众激动地期盼新时代的到来。
社团主义并没有止步于意大利和德国。1936年政变后，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终结了西班牙共和国的社会主义路线。不过社团主义思想在西班牙未得到普及，社团主义的上层建筑也从来不像意大利那样广泛。葡萄牙的独裁者安东尼奥·萨拉查（Antonio Salazar）[科英布拉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查尔斯·莫拉斯（Charles Maurras）及利奥十三世的崇拜者]在1932~1968年担任总统期间主要依靠社团主义思想，他的实验在法国引起了强烈的关注。在1934年，奥地利随着恩格尔伯特·道夫斯（Engelbert Dolfuss）担任首相，也采纳了塞佩尔牧师（Monsignor Ignaz Seipel）的某些社团主义学说。社团主义在爱尔兰则兴起于1937年，被新芬党这样的反资本主义党派推崇，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