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这些商人就是破坏传统社会的力量，而不是马克思所强调的由工厂带来的“劳动分工”。社团主义对现代主义的很多抨击都是说城市生活不如传统的社区生活，更普遍地说，社团主义对现代性的很大一部分指责都是说现代经济的特征和本性背离了传统。
在之后的几十年里，对现代经济的社团主义批评风起云涌。其中一种批评是，现代经济没有领导力，也就没有路线方针，其发展是千百万各行其是的个人决定的综合结果。社团主义认为，在过去的中世纪，创新活动受到经济体中权威的指引，其结果通常来说符合社团所需要的方向。如果产业部门中的个人或企业采取不公开的、不为外人觉察的、不可理喻的混乱行动，会使社团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干扰，那整个经济的发展就会失去方向，自然产生混乱感。而这种混乱无序的感觉，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那些年里，毫无疑问是西欧人普遍的不安情绪的根源。对方向（或者法国人所说的“dirigisme”——国家干预或统制）的需要，成为社团主义思潮的一条主要线索。
许多社团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的不协调状态是混乱无序的另一个根源。他们寻求一种能协调行动的制度：在微观层面，只有在获得雇员这样的“利害相关者”的首肯后，企业所有者才能采取行动，比如后来的“劳资协同经营制度”；在宏观层面，立法行动需要社会的主要参与方达成一致，例如资方和劳方，后来这被称为“社会伙伴”。
保守的社团主义者不但追求秩序，而且追求旧秩序。他们看到，现代文化及其对变革的渴望动摇了传统社团的经济秩序。在传统社团中，成员们有一种为传统文化的共同目标而努力工作的情感。社团主义者为团结精神的丧失而悲痛。弗洛伊德认为，现代与传统的交锋最终成为“个人主张与集体主张之间的斗争”。对传统文化的怀念不但表现在社团主义学者们的著作里，还反映在20世纪20年代从现代主义分化出来的一群古典派艺术家的作品中。从阿里斯蒂德·马约尔（Aristide Maillol）的雕塑《法兰西岛》（Ile-de-France）、毕加索古典画时期的绘画，以及雷妮·瑞芬舒丹（Leni Riefenstahl）的纪录片《奥林匹亚》（Olympia）中，都能看到回归古典秩序的和谐和完美的倾向。
许多社会评论家（大部分来自欧洲大陆）看到，缺陷与周围社会中弥漫的物质主义有关。他们指责说，社会的生活品质被泛滥的金钱追逐降低了。他们抱怨经济上的不平等，有人充分利用了物质上的优势，有人却严重缺乏。他们还抱怨企业主和员工之间爆发的暴力冲突，双方似乎都为了实现物质收益的目标而不择手段。这些成为罗马天主教会关注的主题和后来被称为“天主教社团主义”的纲领。为减轻这样的苦难，教皇利奥十三世于1891年发布了《新事物》（Rerum Novarum）通谕，呼吁雇主支付给员工足以养家糊口的工资——这在今天会被称为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我们还想知道，教会的经济学家为什么不寻找一种不会导致就业减少的做法，例如可以通过税收给雇用工人的企业提供补助。那篇通谕还表态支持建立工会以谈判改善劳动条件。教皇比约十一世则在1931年发布《四十年》（Quadragesimo Anno）通谕，赞同社团主义创造的职业群体和商会的做法。这些教谕都没有攻击私有制，而是呼吁私营业主发善心。在那个时期，和很多知识分子一样，教会已不再认同社会主义提出的国有制可以达成所有良好目标的主张。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满》（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中就说，“如果没收私有财产，无疑会使人们失去展示侵略心理的手段”，例如比邻居家积累更多的财富，“然而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人们的权力和影响力的差别，这会被侵略心理滥用，此外我们也无法改变人们的这种本性”。苏联社会快速出现的令人震惊的等级差别应验了他的预言。
当然，对现代经济的很多不满并没有表现出对新秩序的渴望（不管是怎样一种新秩序），甚至也没有表现出对旧秩序的怀念（不管是怎样一种旧秩序），它们反映的主要还是社会地位乃至生存受到威胁的不同社会阶层的担心和怒气。现代经济正在分解社会等级制度，改变权力的分配格局。在中世纪的欧洲社会，各阶级都被纳入一种共同保障的体制。例如，在别人的行动导致自己成本增加或收入减少时，农民可以要求庄园主这样的权威提供保护；制造商之间的竞争可以通过皇家许可证规定的产量限制来约束；商人们组成商会，以控制食品、服装这类必需品的销售，发挥一定的垄断效应；技术工人和手工业者组成行会，用规范标准的办法限制产业进入。这给人的感觉是，各类经济团体所要求的条件都通过一份不成文的社会契约来规定，当然，这些条件不见得就符合某些理论家所设想的“恰当的价格”。
相反，现代资本主义并不提供这样的社会契约，因为这不符合它所依赖的社会价值观。于是，各种类型的制造商、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