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手工业者和其他人都经历了一个新出现的无助期，其中当然有很多人处于上升期，在物质上并没有什么损失。在某些国家，新兴产业的制造商往往会得到进口关税的保护，但随着经济活动的演化和进步，已很少有企业能像传统社会那样面临可靠和稳定的市场需求。此外，很少有制造商能长期拥有垄断权。这样的结果导致，无论单个厂商还是厂商集团都只能在很狭小的范围内设定自己的条件，它们从价格制定者变成了价格接受者，同时失去了设定标准和维持影响的一部分权力。各类贸易、产业和职业遭遇的这种无助感可能使很多人陷入了严重焦虑，抵消了从工作中获得的满足感。如果他们热爱自己从事的行业和职业，就更希望通过设定条件维持自己的社会地位，无助感给他们造成的损失可能更大。20世纪20年代，欧洲的社团主义做出承诺，反抗现代经济的无止境创新，防止顾客被抢走，他们后来把这种保卫行动命名为“社会保障”。即使产品在市场上卖不掉，农民也可以继续生产。即使之前的观众已失去观影兴趣，制片商也可以得到补助。人们所熟悉的这种广义的“社会保障”是社团主义最后出现的思潮之一。
在欧洲大陆，这些思潮及其代表的政治势力在20世纪20年代汇流。在慕尼黑和罗马这类城市的精英阶层中，很多人是民族主义者，他们要求回归社会团结，确立统一的发展目标；知识分子希望建立经济秩序；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在现代化进程中受损的利益群体要求得到保护；科学家和艺术家希望政府为研究和创作提供经费支持；基督教社团主义者则主张重建传统社团和职业，限制资本流动和逐利世界中的商人精神。的确，社会主义者早已开始谴责对社会地位、金钱和权力的追逐，其中最突出的作品就是同情社会主义的瓦格纳的歌剧集《尼伯龙根的指环》。为争取选票，社团主义者重拾社会主义的批判议题和一部分行动纲领，例如某种形式的劳资合作制，又抛弃了社会所有制这样的包袱，也没有树立工资平等和充分就业这样的目标。
所有这些派别都希望找到某种方法，以约束和控制现代经济及现代主义文化带来的各种变化趋势与冲动，其结果就是社团主义经济，其核心主张是在公共控制下保留私人所有制。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什么？那就是让政府引导投资、实现产业和平与团结，并履行社会责任。社团主义者对经济增长也有很多思考。在现代社会外围的很多经济体增长很慢，其生产率同美国和德国这样的先进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在生产率竞赛中，意大利和西班牙当时正被其他许多国家超越。包括墨索里尼在内的某些社团主义者，把意大利面临的问题归咎于遍布全国的小型家族企业的怯懦无能，而其他一些社团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则将责任推到大企业的卡特尔联合与垄断上。社团主义的理论家们提出，在全社会的协同努力下，尤其是在科学家群体的帮助下，国家将取得更快的科技进步。而且政府可以采取行动，引导科学家们关注那些能促进实用技术发展的研究项目，工程师和其他专家也应加入并积极配合，这样就可以产生新工艺和新产品。这就是理查德·纳尔逊（Richard Nelson）命名的“技术民族主义”，它是名为科学主义的更普遍信仰的一种表现。这种主义认为，科学家们利用科学研究作为武器，可以更有效地促进新产品和新工艺的繁荣发展，并可以超越散漫而缺乏指引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创新效果。就是在时任总理的墨索里尼的领导下，意大利早在1923年就建立了国家研究委员会，比美国的国家科学基金会早了整整2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