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现代经济国家，除了现代制度和现代文化的兴起外，也有多个世纪之前就已出现的各种社会习俗和价值观的并存。19世纪下半叶，欧洲大陆出现了广泛的现代化，包括法国和德国，传统生活方式受到了巨大冲击。社会主义者在继续批判资本主义（当然也包括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其他社会批评家也纷纷站起来揭露现代经济的其他弊端。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这些批评汇聚成20世纪对现代经济的标准控诉。除了继续声讨社会主义者所抱怨的失业和工资问题以外，新的控诉还直指现代经济的思想和道德根源。
对现代经济的社团主义控诉
如前所述，现代经济是由文艺复兴时期人文精神的利他式个人主义、巴洛克时期的活力主义和启蒙时期的现代主义共同推动的。最后这次思潮与前几次叠加，成为启动现代经济的决定性力量。现代主义的核心是，个人应该有追求幸福的自由，并以规则保证个人利益。在艺术和文学领域，创作活动被解放出来，不再为外面的道德或政治观念服务。就像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和爱德华·摩根·福斯特（E. M. Forster）宣扬的那样，“为艺术而艺术”。在商业活动中，企业家也应该从为社会服务的信条中解放出来，为商业而商业。
在社会生活中，“现代女性”应该从传统中解放出来，甚至打破原有的禁忌。普通人从相互保护的依赖者的状态，变成外面世界的冒险者，迎接职业挑战或者前方的任何机遇。男性和女性都可以成为大大小小的英雄，比斯密看到的商业时代的懦弱形象要强悍得多。在某些国家，一些重要的政治领袖和活动家是这种社会在早期的成功人士，他们很少谈论或支持国家要追求的社会目标，而是关注让所有人实现个人发展和繁荣的议题。在1776年首次出版的小册子《常识》（Common Sense）中，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为美国从英国独立出来的辩护就是基于促进美国人的经济繁荣的目的，看不出来他是否主张其他社会价值观。杰斐逊在1775年7月起草《独立宣言》第二稿时写道，美国的制度“给每个国家的那些不幸但渴望进取的人创造了……获取和自由掌握财产的机会”。这段话表明，自立、职业和财富是人们追求幸福生活之路的标志，也是他们来到美国的原因。在1925年当选后的演讲中，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总统指出，美国人依然在潘恩和杰斐逊所设想的道路上前进，因此，他的政府毫无疑问也应该朝这个方向努力。他说：“美国人的主要事业毕竟是做生意，他们非常热衷于买卖、投资和赚钱等话题。”更惊人的是，早在林肯的第二任就职演讲中，他就说美国人有着“对新事物的狂热”。
现代主义的核心还包括这样的观念，即享受现代社会的合法权利，却很少注意到拥有这些权利的每个人都负有相应的义务：尊重法律和别人的权利，不能欺骗他人，以及保持独立的义务，承担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不要成为他人的负担。这些义务意味着个人、联合体乃至国家都不能侵犯个人或公司的财产权，不能巧取豪夺，不能依靠政府妨碍竞争对手引入新产品，或者向政府申请补贴、划拨或保证。现代国家可以为创新或企业项目投资，就像从法国购买路易斯安那时所做的那样，也可以采取行动，防止外来因素冲击创新和企业活动（如果判断采取这些行动的成本不是太高的话）。政府还可以采取行动，打击经济生活中通过联合获取不正当利益的现象。然而，现代国家的任务并不包括阻碍创新产品的开发或妨碍新的投资项目，以保护现有的厂商不受新的竞争威胁，或者在来不及保护的情况下提供补助。在现代社会中，正义的政府也不会给社会提供全方位的综合保险。
促成现代经济诞生的现代主义绝对是一场文化革命，注入现代主义元素的现代经济本身形成文化冲击，尤其是在欧洲大陆。19世纪下半叶，所有歌剧表现的主题都是在依然以传统为主导的社会里寻求现代的自我发现和自我表现所付出的代价，其中包括，马斯卡尼（Mascagni）在1890年的《乡村骑士》（Cavalleria Rusticana）、瓦格纳在1868年的《纽伦堡的名歌手》（Die Meistersinger von Nürnberg）及威尔第在1853年的《茶花女》。威尔第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这是“我们时代的主题”，当然为了吸引观众，他把剧中场景换成了“1700年的巴黎及其周边”。
现代主义和现代性同时激起了这些欧洲大陆国家的反对浪潮，现代主义的攻势猛烈，但传统势力依旧强大。最重要的反对浪潮出现于19世纪的德国，并最终形成了被称为“社团主义”的经济制度。为什么现代主义必然会引起反击呢？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nnies）发表了关于传统生活的健康性质的经典论文，成为此后数十年社团主义思想的源泉。他指出，由罗马法创造的“契约”所武装起来的商人给出的报价，挤掉了其他人的生意。在滕尼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