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国家，现代价值观（态度和信仰）在今天已成为主流，但各国的程度差异很大。现代价值观包括为自己着想、为自己工作、自我实现，还包括对待他人的态度，例如准备接受他人带来的或他人期望的变革、愿意和他人一起工作、愿意与他人对比及竞争，以及愿意采取主动态度、争当先行者。这些文化要素对商业经济时代的生产、贸易和积累来说并不是必要的。如前文所述，从斯密到年轻时的马克思都抱怨说，商业经济并不包容他们主张的这些文化要素。其他现代主义生活态度还包括创造、探索和实验的愿望，欢迎需要克服的障碍，愿意进行智力上的参与，以及希望获得尊重和发布指令等。在这些愿望背后是一种深层的需要：进行自己的判断，根据自己的观察采取行动，发挥自己的想象力等。这种态度并不代表喜欢风险、喜欢通过投硬币赌运气，而是代表一种探索精神，将走向未知的、具有不确定性的旅程视为宝贵的经历，而不是负担。自我发现和自我发展是活力主义的重要价值观。
现代主义信仰则包括是非标准的独特观念：要获得更重要的职位，必须与他人竞争才具有正当性；更高的生产率和更大的责任意味着更多的回报，这具有正当性；由承担责任的人发布指令并由他们对结果负责的正当性；提出新创意的正当权利；设计新的做事办法和找到新事情做的正当权利等。所有这些都与传统主义对服务、义务、家庭和社会和谐等领域的看法形成鲜明对比。
这种新思潮的最初迹象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在中世纪，人们注意到参与社会事务可能获得丰厚的回报（不仅是对君主而言），注意到并不是所有事情都是已知的，注意到人类的想象力可以发掘出从未探索到的更多知识。处于文艺复兴运动核心的人文主义者乔瓦尼·皮科·德拉·米兰多拉（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1463—1494）借助他从小就熟悉的宗教概念提出，如果人类是上帝按照自己的样子创造的，那他们必然在一定程度上秉承了上帝的创造力。在米开朗基罗的丧礼致辞中，米兰多拉说，人类好比雕塑家，必须从大自然赋予的材料中塑造出自己的形象。就这样，米兰多拉描述了“个人主义者”的形象——人们必须塑造自己的发展轨迹。颇具影响力的人文主义者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1466—1536）说“追求不朽的愿望、新抱负的加速出现和对无尽可能的联想，导致了个人空间的扩张”，他将这些归功于“基督教精神”。马丁·路德（1483—1546）要求罗马教廷的成员根据“基督教自由”的精神自己阅读和解释《圣经》，是将人们从无效和失常的政府控制中解放出来的标志。
地理大发现时代是另一个成长时期。一股深刻的活力精神在短短70年的时间里从意大利横扫法国、西班牙和英国。活力主义是对伟大航海家们的英雄主义精神的反映，还是说这些探索之旅其实是新活力主义的另一种表达形式，这其实无关紧要。出生于1500年的伟大雕塑家本韦努托·切利尼（Benvenuto Cellini）在其自传中把自己描述为一位无拘无束、追求探索的艺术创新者，醉心于成功和作品的被解放的自由主义者。出生于1509年的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称赞人们从事的职业是在扩展上帝的工作。出生于1533年的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在《随笔集》（Essais）中详细记录他本人的内心生活，描写他称为“成为”的个人成长经历。生于1547年的塞万提斯·萨维德拉则在《堂·吉诃德》中讲述了骑士和仆人桑丘的故事，他们被困在一个缺乏挑战的地方，只能从幻觉中寻找充实生活的活力。生于1564年的威廉·莎士比亚则在《哈姆雷特》和《李尔王》中描述超越现实生活的主角的内心斗争和勇气。
另一个改变标志是1550~1700年出现的名为科学革命的探索浪潮，它证明可以依靠观察和推理发现大自然的运转规律，例如威廉·哈维提出的有关血液循环的理论。人们从中得到的启示是，通过研究和思考可以发现事物的运转规律，并调整事物的运转。
18世纪的启蒙运动代表了下一个发展阶段。当时的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看到商业经济中敢于冒险的商人们积累了巨额财富，认识到创新活动具有个人意义和社会价值。法国对企业家采取完全欢迎的态度，哲学家孔多塞（Nicolas de Condorcet）认为，企业家们对生产率的贡献比政治寻租者的行为高尚。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 Say）称赞企业家在追求更高回报的过程中经常会带动经济创新。伏尔泰热情称颂个人奋斗和经济独立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安于传统和随波逐流，其代表就是1759年的作品《老实人》（Candide），他说“我们必须打理好自己的花园”。在美国，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等人倡导通过小业主参与草根阶层的创业活动，让经济生活的参与者都积极“追求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