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类思想带来的必然推论是，广泛的个人创业将改变世界的面貌。这一过程并不意味着世界将变得完美无缺，也不代表着不会犯错误，只是说社会可以逐步消除某些缺陷，培养某些方面的能力。从这些角度来说，人文主义及其活力主义分支在当时已成为西方国家的核心信仰的组成部分。
启蒙运动还首次揭示了对创造性来自何处的认识。第一位现代哲学家休谟观察到，想象力是所有类型的知识取得进步的关键。在1748年的《人类理解研究》（An Enquir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中，休谟解释说，新知识并不是来自对世界的单纯观察和现有知识，人类的知识从来不是完全封闭的系统，可以靠原创性取得突破。新知识的起源是对还没有深入研究的体系如何运转展开想象，这样的想象有可能是新资料触发的，但并不一定依赖新资料。后来到哈耶克才指出，如果没有对这些观察和思想的足够熟悉，也很难产生新的想象。
启蒙运动还产生了其他非常重要的影响，但这方面的人物很少，其中表达得最巧妙而简洁的人莫过于托马斯·杰斐逊。借助其不朽名言——“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杰斐逊给当代美国人灌输了两个观念。第一个观念是，每个人都有寻求自我实现的正当权利。这样的观念在当时并不广为人知，同过去的传统甚至完全相反，因为传统上认为生命应该奉献给他人，包括家庭、教会和国家等。奉献的过程当然也会使人产生幸福感，但杰斐逊所强调的是人的成长之旅。他认为美国充满了各种生活必需品和安逸品，因此“追求”必然意味着更高的层次。第二个观念则是一种存在主义思想——现实生活只能通过个人的努力实现，这一思想后来又被索伦·克尔凯郭尔（Soren Kierkegaard）和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深入阐述。其含义是，我们最终或许能找到“幸福”，也或许找不到，但我们仍需要“追求”它。这两个观念浓缩了我们常说的现代主义，它们与传统社会的个人服从于群体的观念对立。
这些革命性的观念改变了生活的整个面貌，对此今天没有人表示怀疑。在启蒙运动后，某些欧洲国家对知识的巨大进步的浮士德式可能性感到兴奋不安。农业和非农业的商业人士逐渐注意到自己身上被激发的创造力，其政治代言人可以鼓吹建立一种有助于发挥创造力和洞察力的新经济。活力主义成为现代经济的火花，成为其不竭活力的长生灵药。在19世纪的现代经济中，参与者表现出了强烈的信心，憧憬创新的威力及其成功回报。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对新工艺、新产品的激动人心的广泛参与，并分享由此实现的收入增长。在英国，越来越多的人被卷入主要集中在城市的快速发展的新企业。美国的企业也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托克维尔于1831~1832年游历美国时就观察到了这样的自信和决心。“美国的边疆”（不断拓展的西部定居点的边缘）可以被视为工艺和产品进步的象征。
不过，托克维尔确实也怀疑美国出现的是不是一种新的活力主义，但即便 是也和法国的情形有所不同。
在占据我头脑的各种思考中，有两点尤其突出，首先是美国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民之一，其次是美国的巨大繁荣主要不是源自其个性和品质，或者比其他国家优越的政府制度，而是其独特的自然条件……每个人都在工作，但这里的矿脉是如此富饶，使所有劳动者都能很快获得实现满足的必要资源……支持繁荣的是永不停歇的精神，财富是常见的诱惑之源……如果我没有判断错的话，大西洋两岸的人并没有显著差异，只是所处的位置不同而已。
在几乎两个世纪之后的今天，托克维尔的观点显得与事实完全相左。在19世纪上半叶，我们还可以把美国经济的喧嚣和驱动归因于某些特殊条件，特别是有大片荒地可以开发的机遇。到19世纪末，美国的荒地几乎开发殆尽，而实验、探索和创造的推动力在整个20世纪都没有完全停止。如果说美国人是因为进入了“伊甸园”而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群之一，那他们在1920年步入城市化进程之后，就可以说已经失去天堂了。
托克维尔的重大失误还在于，他认为（至少对西方国家来说）各国的经济文化基本上相同。今天我们拥有很多托克维尔不知道的资料证据，例如对态度和信仰的研究显示，大洋两岸和各个国家的人是存在“差异”的。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就表明，不但个人之间存在态度和信仰的差异，各国的普遍态度和信仰或者说平均数之间也存在差异，其中许多差异是系统性的，不是简单的随机因素干扰或者偶然事件的冲击造成的后续影响，很难想象这种差异在托克维尔的时代会有什么不同。如果活力主义高涨的19世纪表现出了与16世纪甚至18世纪不同的特征，不太可能是因为所有国家的普遍态度和信仰都同步发生了改变。有的国家紧随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带来的新价值观的步伐，发展显然快于其他国家。
最后，托克维尔还有一个错误，他认为美国的某些“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