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的学者）试图解释现代经济在19世纪的起飞和繁盛前，18世纪的某些杰出人士就开始思考引人注目的商业经济在16世纪和17世纪崛起的原因。亚当·斯密解释了对英国商业的崛起：侵略性、掠夺性的政府被终结，促进了“货车和交易”的兴起，商人们不断地追求更好的价格。人们因财富所有权而产生了更强烈的安全感，培养起了节俭储蓄的习惯。同时，随着财富的积累，贸易规模也在增大。于是在商业时代，物质主义流行起来。不过斯密看到的对物质财富的需求是普遍和长期现象，并不是商业时代或英国特有的，因此它并不是促进发展的原始动力。他在《国富论》中写道：“推动我们储蓄的是改善处境的愿望，这种愿望与生俱来，在我们进入坟墓前从不离开。”马克思当然也认为对商品和财富的“拜物教”并不是商业经济兴起的原因，他说过这只是一种结果。商业经济也展现出其他一些行为特征：保持诚实、尊重法律、兑现承诺、交换好处，以及其他所有与信任有关的商业道德等。然而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都不认为这种资产阶级的可贵品质是商业经济发展背后的动力。休谟在1740年的《人性论》中提出，这些商业行为准则源自人们的利益，包括声誉给予他们的利益。此观点对如今的经济学家们来说应该并不陌生。斯密在1763年的《法学讲稿》中说，商誉对商人们的好处是其带来的利润，而不是自豪感；在1776年的《国富论》中，他则把商业道德视为商业经济发展的结果，而非先决条件。
我们的关注点是现代经济的起源，而非商业经济。这里的核心观点是，即使如韦伯所说，努力、储蓄和财富的增加是文化转变（崇尚勤奋、节俭和资产阶级身份）的结果，我们也很难理解这一文化转变如何激发现代经济在19世纪取得空前的成就，因为增加工作时间、提高储蓄率以及尊重法律和契约都是在17世纪和18世纪早期就已经出现并被斯密和休谟观察到的现象。如果新兴现代经济国家的工作时长和储蓄率达到了更高的水平，那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是由快速的经济增长和较大的投资需求引起的，是现代经济活力得以充分发挥的结果。但目前我们最多可以认为资产阶级道德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必要或者支持条件，与它们对之前的商业经济发挥的支持作用一样。
不过，还有另外一些重要的文化变迁可被视为现代经济出现的原因。很明显，西方国家（其中有些国家更突出）最后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或者精神，其中各种精神要素结合起来，最终为现代经济特有的经济活力提供了原动力。这种社会风气的形成是人文主义精神的一部分，而人文主义的范畴更宽泛。当这种风气被某个国家、地区和城市的足够数量的民众接受后，就促进了现代经济的诞生。很自然，这种新思潮或新文化的很多元素在数世纪前就已经出现，其他一些要素则产生得晚一些。这种社会风气可恰如其分地命名为“现代主义”。
在今天的语境中，“现代”的定义是人们所熟悉的：现代女性、现代城市、现代生活，非传统的、新奇的、具有破坏性和颠覆性的“现代”。现代社会的内部时刻发生着变革，现代经济参与者的新观念则是变革的主要来源。保罗·约翰逊在《现代的诞生》中提出，首批现代社会发端于1815年。但根据雅克·巴尔赞（Jacques Barzun）在《从黎明到衰落》中对“现代”的广泛考察，现代思想起源于1500年前后。我们今天理所当然地归类于“现代主义”的某些思想在古代社会就已存在，但并未得到广泛传播，有些曾在中世纪受到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