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受到债权人或员工在合同订立后违约的威胁，以及被暴徒们打砸工厂、商店而得不到警察保护的威胁。这样说的根据是，如果一项制度是由代表各方利益的投票人共同制定的，那以后由于观念改变而被废除的可能性比较小，而独裁者因想法改变而修订政策的可能性要大得多。这种情况也符合统计学理论中著名的大数法则。
这一观点涉及的议题是，法治能否有值得依赖的足够的稳健性？人们普遍认为，独裁者只有在符合其自身需要时才会选择法治，即使是《大宪章》这样的宪法也无法保证法律不会被国王用各种手段进行规避。民主议会也会修改或者增补法律，以规避原来的法则。但上述讨论表明，与独裁者不同，广泛和多样性的民主建立的立法机构不太容易违反或规避现有法律。可以认为，“民治”增强了“法治”的可靠性。
民主的另一个方面同样有利于创新。法国人托克维尔在1835年穿越美国的旅途中发现，自治有助于培养商业生活中的自立和自我实现精神。美国人在自治中获得了宝贵的经验（从参与市政会议到担任公务员职务），这些经验有助于他们进行合同谈判、与雇员共同开展工作，以及拟订建立新企业所需的合同。按照同样的逻辑，美国人在经济生活中较为自立的经验也给他们提供了进行政治自治所需的技能，如自信和社交能力。在托克维尔的理论中，自愿结社是美国“伟大的免费学校”，这在当时的欧洲并不多见。
民主还有一个特征对现代经济的出现非常重要。与独裁制相比，代议制民主是一种能让各种声音都得到表达和关注的制度，政治家要想获得选票，就必须迎合选民。独裁制度则容易忽视很多社会需求，尤其是新出现的需求。因此，在现代社会萌芽的几十年时间里，代议制民主更容易对社会出现的新制度需求做出反应。
如果承认民主制度的政府组织形式对发挥创新活力有利，那么还需要回答一个历史问题：代议制民主是不是在恰当的时间和地点开始运转，从而焕发了各个国家的经济活力？英国、美国、比利时、法国和德国的现代经济是在代议制民主建立后发展起来的，还是在其之前？英国古老的国会在1688年的“光荣革命”后成为新财富和新城市的代表，1832年的《改革法案》把下议院的投票权扩大到没有财产资格证明的男性，并增加了城市的代表席位。在美国，1788年宪法所设立的众议院和参议院的代表性都远高于英国的两院：投票权对所有具备财产资格的男性开放，约占成年男性人口的1\/3~1\/2，而且不限定是否为美国公民。美国的选举权此后逐步扩大，到1812年扩大到没有财产的男性，1870年扩大到非白人男性，1920年又扩大到女性。民主和经济活力出现在法国的时间更晚，法国大革命后并没有形成民主制度，而是建立了拿破仑王朝，1815年君主制复辟，直到1830年革命，之后到1848年是路易·菲利普的统治。男性获得普选权的民主制度直到1848年革命后才建立。经济发展也与之类似，在拿破仑之后出现了少量创新和一定程度的繁荣，并在路易·菲利普统治期间逐步壮大，但直到19世纪下半叶，法国才真正出现了生产率起飞和相对活跃的创新。比利时的情况同样比较曲折，其民主也经历了漫长的等待：1815年前被拿破仑执政的法国控制，之后直到1830年又被荷兰统治，然后通过革命建立了议会民主制。比利时创新活动的兴起似乎早于民主制度，但直到民主体制替代外国统治后才获得了更好的表现。其实早在1830年之前，比利时人在讲法语的瓦隆地区所表现出来的采矿和冶铁方面的进步就超过了法国的任何地区。1830年之后，比利时的创新活动继续前进，特别是橡胶工业的形成，直到1914年，比利时一直是世界工业化的领先国家。德国则是例外，在整个19世纪，除了最基层以外，民主建设鲜有成就，但创新活动却在19世纪下半叶风生水起。这个事实使我们得出结论：如果有民主制度，德国人可能做得更好，而大多数先进国家的社会结构则使它们必须依靠民主制度支持创新。不管怎样，我们能得到的合理推论并不是现代民主制度带来了现代经济，或者现代经济确立了现代民主制度，而是它们都源自同样的价值观和信仰、源自同样的文化。
经济文化：差异和改变
什么是现代经济？从以上视角来看，现代经济的特性是给商业创意的构思、开发和推广提供回报，包括物质回报和精神体验，从而鼓励人们对资源的利用进行创新探索。从本章的角度来看，任何社会的经济都在一定的制度和文化背景中运转，这种文化是社会传承的生活态度和信仰。当然，不是所有的社会成员都继承了同样的文化，文化也不包括国家的经济政策或任何道德哲学的内容。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一个经济体包含了经济制度、经济文化或其他方面的文化。经济文化是对产业和经济事务的态度和信仰，某种类型的经济要正常运转，必须有某种作为支撑的文化。不过，并不是所有行为都属于“文化”，很多行为可能是结果而非原因。
在历史学家们（多数是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