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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对现代经济产生的原因、条件和机制有深入的理解，分析它淘汰封建经济及超越商业经济的过程，我们必须思考推动现代经济创新过程的因素和条件。当然要承认，我们能提出的理论永远不可能没有差错，更不用说做到完美。现代经济的参与者对当前行动对未来的影响的认知非常有限，因为新事物太多，同时还有其他参与者采取新行动。与此相似，在分析过去形成的信仰、制度和文化如何支持和鼓励当前的创造和创新时，现代经济理论研究者的思考也肯定是不完美的。已迈入现代经济的若干国家在过去几十年或几个世纪中有太多新发展，我们可能难以确定哪些才是最重要的因素。因此与精明的投资人一样，我们必须利用判断力和想象力。在现代社会诞生的课题上，不同思想的交锋已留下很多故事或者“神话”。
当然这些故事都很重要，关于一个国家现代化成败的任何故事都揭示了这个国家对导致现代化成败的态度因素的理解。此类故事反复出现，其目的在于传递一种观念：哪些是做对的事情，哪些事情不应该做。其中至少有一些故事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已故的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在反思他自己讲过的故事时，显然也受到了这样的影响，他说：“只要让我编写经济学课本……我才不在乎是哪些人在制定国家法律。”探寻真相当然至关重要，不仅是发挥影响力，在这方面，萨缪尔森也从未忽视。只要不是太难懂的语言，故事讲得越接近真相，就应该越有价值。更深入的理解可以帮助一个国家发现或重新发现走向现代经济之路，或者避免已经发展起来的现代经济被扼杀。想要讲述更接近真相的故事，我们可以从前人讲过的理论故事的核心中寻求借鉴。不过，我们的故事的核心必须是创新的兴起，以及它如何推动某些国家走向现代化和伟大。
经济制度：自由、财产和金融
在早期和成熟的长期创新经济的崛起过程中，各种经济制度的创造和演变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因素被称为“框架条件”。经济制度的某些部分对于保护和促进创新活动及成果是必不可少的。如果逐一考察这些制度，未必每个都是关键，但总体而言，它们都促进了经济体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意愿。
大家知道，西方国家较早确立的广泛的个人自由对受益者而言非常宝贵，例如亚当·斯密就谈到过“尊严”的重要性，约翰·罗尔斯也谈到过“自尊”。同样众所周知的是，随着经济自由的出现，如用自己的产品或服务交换他人的产品或服务的自由，使人们看到了更多互惠互利的机遇。此外，因为很多交易合同可能发生违约，人们需要政府强制执行合同，以增强交易者的信心，从而保护经济自由。因此，就像斯密所发现的那样，从事交易和赚取收入这类自由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率。然而，对创新经济的研究还必须考虑有助于焕发经济活力的个人自由的特殊作用。
经济自由对创新过程的启动具有核心意义，这里的出发点是两个脑袋比一个脑袋好使。如果社会中有很大一部分人不能被接纳，或者即使能加入，却没有合法权利分享工作成果，那么创新在这个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就会受到局限。研究个人自由（对自己的人身所有权）的历史学家发现，在传统社会中，东方国家的父亲对女儿拥有所有权，可以随意指使甚至卖掉她们，西方国家的丈夫对妻子带入家庭的任何财产也拥有所有权。不管在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黑人都可以被当作奴隶卖掉。直到19世纪，现代社会才最终废除了奴隶制。不久之后，已婚女性对自己财产的法律权利被明确。有理论认为，创新经济体中工作性质的改变有利于那些女性拥有自主权的国家，这会激励女性根据形势需要采取行动。与之相似的是，如果创意发明者能进入现有产业，自由创办公司，那么一个国家的创新活动会更普遍。这种产业进入的自由允许企业家开发和推广新产品，放到市场上接受检验，或者引入现有产品的新工艺。如果老牌企业在推出新产品或者新工艺方面有更大的自由，创新活动也会更普遍。因此，这类自由的出现在促进交易之外还带来了非常深远的不可预测的好处，最终将把人类的发展推向新的高度。
同样清楚的是，如果人们能自由地离开家庭、地区甚至国家，去了解外界的各种新产品和新生活方式，他们会更有条件也更适应开展创新活动。马克斯·韦伯可能会认为，人们通常不容易理解陌生的经济体甚至陌生的小产业的结构和运转规律（这些是未来创新可能发生的地方），除非他们能加入其中并获得充分的体验。要想创新，作为潜在客户的消费者和企业在做决策时必须有选择新产品的自由，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判断能否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需要，并学习其使用方法。
自由是好事，尤其是对创造力的表达和创新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但并不表示自由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有益的——这是自由意志论者安·兰德（Ayn Rand）著名的夸张论点。并非所有的自由都有助于激发经济活力，适当限制厂商自由的监管规则可以在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