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现在可能已对我们随后的旅程和目的有所感觉。作为第一部分的尾声，第四章将探讨催生19世纪现代经济体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及经济文化的演化。第二部分将讨论现代经济在20世纪面临的矛盾和争议，它们对现代制度进行了正反两方面的修改。
现代经济于19世纪中叶在西方国家普遍兴起，通过鼓励创造力、实验和创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体验，也因此在世界历史上形成重要的分水岭。我们会想到，历史学家肯定有兴趣探索其起源：经济现代化需要哪些条件？如何才能满足这些条件？哪些条件在这些国家而非其他国家、在当时而非之前得到了满足？
可是一般的历史学家并没有关注这些问题，他们所描写的“西方的兴起”都是国家和民主制度发展的编年史：大幕随着古腾堡（Gutenberg）在1444年推出的铅版印刷机拉开，欧洲各国在16世纪初纷纷走上扩张主义道路，马丁·路德在1517年发表挑战罗马教廷的《九十五条论纲》，以及17世纪初英国对《大宪章》的逐步认可。这些当然是令人激动的大事件，但学者们对这个时代的经济生活着墨甚少，最多只关注到了1350~1750年远距离贸易的增长。
只有少数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描写过西方重要经济体的崛起，他们通常以“资本主义的兴起”为标题。例如在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社会生态学著作中，亚欧大陆在农业耕种和牲畜养殖方面更为繁盛，由此支撑了更深入的劳动分工，比撒哈拉以南非洲、澳大利亚和美洲更占优势，这就是亚欧大陆更发达的原因。但这个理论并没有解释创新的兴起：为什么现代社会出现在英国、比利时、法国和德国，而不是荷兰、葡萄牙、爱尔兰、希腊和西班牙。经济制度和文化或许是背后的因素。
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指出了特殊的文化变迁的作用，认为这是资本主义走向繁荣的关键。他提出，加尔文派和路德派的出现带来了崇尚节俭和勤奋的经济文化，这是资本主义在欧洲北部的新教国家取得成功的原因。尽管韦伯的思想在公众中很受欢迎，但批评者也指出，在意大利这样的非新教国家，私人储蓄和净财富水平其实超过德国，工作周的长度也超过德国。最主要的一点是，韦伯的论述中没有涉及实验、探索、勇气和未知领域这些词汇，而它们是本土创新的标志。韦伯的理论或许有助于解释几个国家出现的投资热情的高涨，但高储蓄并非创新涌现的必要条件。一个国家对创新活动的资金扶持可以通过增加储蓄来实现，也可以在储蓄水平不变的情况下，把资金从其他项目（如住房和传统商业投资）转移至创新项目，还可以依靠外国储蓄。此外，高储蓄显然也不是创新涌现的充分条件。
有些学者的确觉察到了沃尔特·W·罗斯托提出的始于19世纪的“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现象。法国政治思想家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1837年对美国社会进行了深入观察，他认为国家的自然资源丰富是美国人成为活跃的企业家的原因。但在19世纪初，英国的创新活跃程度丝毫不逊于美国，同时还有若干资源丰富的国家，如阿根廷，但众所周知，它们没有发挥任何经济活力，甚至还有人认为自然资源可能成为一种“诅咒”。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与托克维尔的观点截然相反，他认为英国是最早拥抱创新的国家，由于在气候和自然资源方面不具有优势，英国人开展创新能获得最大的收益，不冒险则不会有任何收获。但如果真如汤因比所说，丰富的自然资源会阻碍发展，美国人则不会普遍表现得那么有进取心和创造力，这与事实相反。汤因比的思想（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确有合理性，家庭条件好的孩子往往缺乏成大事所必需的定力和努力，但美国这样的例外情况却不容忽视。
上述四位的共同缺陷是，他们都没有关注到基本问题所在。他们发现某些国家的劳动力需求高于其他国家（戴蒙德、托克维尔），或者发现劳动力供给处于高水平（韦伯、汤因比），在经过一系列逻辑分析后，推导出了就业、储蓄、财富和冒险意愿上升等诱因。然而，即使劳动力增长快的国家出现了财富和冒险意愿的提高，也并不表示创新过程已经启动。经济活力来自于自然和偶然因素的观点意味着，各国不需要设计各种经济制度、培育有利于商业创新的经济文化，这些制度被视为现成的条件。尽管从史前时代开始，大多数人就应该能在创新活动和接受新事物中实现自我，但我们还是很难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有些国家在政治和文化上更先进，能设计和建立那些支持和鼓励创新的制度，培养有利于实验、探索和想象力的生活态度，从而对社会成员产生激励作用。阿富汗地区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如今该地区虽然是落后地区的典型，但在1 000年前却有着世界其他地区难以想象的繁华城市和众多科学发现。这个地区的自然条件良好，却从未发展出能走向现代化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文化的元素，为全体或大多数民众实现职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