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的欧洲和美国在音乐创作领域十分活跃，进入20世纪后更是如此。音乐不再是欧洲的大主教和贵族们专享的财富，所谓的严肃音乐开始被产业界的中产阶级接受，所谓的流行音乐进入工人阶级群体。美国的音乐听众很多。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在1842年建成，为维也纳爱乐乐团服务，同年，纽约爱乐交响乐协会成立，以创办高水平的交响乐团。不过在19世纪，主要的严肃音乐和流行音乐作者还都是欧洲人。美国人在20世纪才成为流行歌曲的领导者，到20世纪30年代甚至将其影响力扩展至音乐厅。
在音乐领域一定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件，且与当时的生活变化保持共振。我们现在终于弄清楚了这个背景。17~18世纪的巴洛克时代和古典时代的作曲家通常将以前的民间曲调作为素材，在自己的创作中循规蹈矩，这和当时的商业经济具有相似的特点。以这种方式工作，像约瑟夫·海顿（Joseph Haydn）那种水平的作曲家可以创作100多首交响乐。后面的时代把这套规则完全打破了。几年前曾有人邀请音乐家们投票选择有史以来最具创新精神的三位作曲家，结果是贝多芬、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和伊果·史特拉汶斯基，对于第四名显然存在争议。这些伟大作曲家都是在1800~1910年，伴随着现代经济体的兴起和产业创新浪潮的涌动，打破了作曲的原有规律。
贝多芬引入了创新的作曲方法，使交响乐的演奏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不确定性，这在他1804年的第三交响曲《英雄》中表现得最突出，就好比由于企业家和金融家面对变化的创新概率，现代经济体的发展路径在一定程度上也不能确定。贝多芬的作品可以突然加入出人意料的新旋律，例如，第二交响曲的最后一部乐章出现了狂乱的弦乐，给人混沌的感觉，第九交响曲打破惯例，表现无序的场景——好比企业家出人意料地启动新产品的开发。当然，贝多芬的灵感并不是来自广泛的商业创新，在他生活的时代，现代经济体初具规模，在商业创新上只是有所尝试。贝多芬的影响达到顶点似乎是在他之后的数十年，因为他的交响乐给人的体验能与更多的听众产生共鸣，越来越多的人在职业生涯中有了创新经历（自己的创新项目和参与他人的创新项目）。是教育水平提高之后的中产阶级把贝多芬抬了起来，他们为他欢呼，而不是作曲家在赞美大众。
下一代作曲家把对英雄的欢呼提高到疯狂的程度。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n）的《曼弗雷德》序曲表现了雪莱的诗歌精神，他的降E大调钢琴四重奏需要极快的速度弹奏，出色地反映了时代的紧凑节奏。弗朗茨·李斯特（Franz Liszt）的创新之作是《前奏曲》（Les preludes），这部管弦乐作品不是按传统格式写成，他将其命名为“交响诗”。乐曲的标题应该是指法国诗人拉马丁（Alphonse de Lamartine）的一首抒情诗，在公开发表的乐谱中甚至有一段引语来自该诗：
我们的人生不就是一系列序曲吗？
如果无情的风暴没有破坏起初的欢乐，致命的冲击未曾驱散美好的幻境……
如果灵魂……在狂躁之中，并不期望回忆田园生活的宁静，那会有怎样的命运？
然而，人总是不愿长期沉浸在友好静怡的自然怀抱里……
当警告的号角吹响，不管面临怎样的战斗，他总会赶到危险的位置，加入行列，只为在战斗中完全掌控内在的能量，彻底地恢复自己。
理查德·施特劳斯（Richard Strauss）创作交响诗《英雄的生涯》（Ein Held- enleben）的灵感来自他本人早年的职业沉浮，他的最后一部歌剧《随想曲》（Capriccio）就是以戏剧产业为背景。通过剧院经理拉罗什这个角色，施特劳斯令人信服地刻画了一个自负但伟大的人物的真实形象。不过在这部歌剧和其他作品中，施特劳斯感兴趣的主要是描写女英雄人物的自我认知探索，和男性一样，女性也必须走向世界，去发现自己的真实身份。在施特劳斯的时代，现代经济已经掀起了文化和心理上的革命，并开始打破古老的性别屏障。
19世纪的歌剧反映了人们对自由和自我表现的新愿望。同生于1813年的理查德·瓦格纳和朱塞佩·威尔第（Giuseppe Verdi）的作品反映了周围的现代社会带来的紧张和冲动。在瓦格纳的作品中，女英雄往往居于中心位置，像爱情这样的激烈情感给生活赋予了意义，最突出的就是系列剧《尼伯龙根的指环》（The Ring of the Niebelung），该剧于1869年首演。瓦格纳并没有肯定说商业生活中不存在激情，或者商业生活中的挑战、实验和探索就不能给生活赋予意义。但《尼伯龙根的指环》也在探讨，沉溺于对物质财富或绝对权力的狭隘追求的人可能会得到无聊和堕落的结局——剧中人人追求的指环被施了诅咒。该剧还预言，随着工业国家的兴起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终结，王冠加祭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