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让国王一个人挑选值得投资的创新项目，那只能造就色调单一的国家。除其他因素外，经济活力还取决于企业家的多样性，以便从中找到最合拍、最有条件将新创意融入可行的工艺和产品的人。当然，找出终端客户的特性同样重要，如果视所有客户为完全一样的个体，那么找到他们都喜欢的创新简直比登天还难。
如果以上的所有特性都具有重要意义，那我们之前避而不答的问题就已经有了答案：在历史上，激发创造力和远见、推动知识和创新增长的体制只能在私营部门爆发，而非公共部门。在公共部门内部，类似的促进知识和创新的体制能实现良性运转吗？如果投资人、经理人和消费者的特性的确很重要，公共部门的有效创新体制就是不可能实现的。
这套创新制度的成功还取决于内部的相互作用。构思新产品的项目通常要先组建一个有创造力的团队，商业化生产和推广新产品的项目往往需要首先设立一家由若干人组成的公司。任何有团队工作经验的人都明白，团队产生新创意的能力远远超过单独的个人。某些社会评论家认为在家办公的人也可以有很好的职业发展，但他们往往忽略了其他人的观念和问题的冲击带来的价值，尤其是值得我们尊敬和信任的人。有人认为，公司可以让很多员工在各自独立的地点（如家里）开展工作，并不会影响创新，但他们忽略了在饮水机旁或午餐时漫不经心的交流的重要性。
交流还可以增强个人实力。阿姆斯特丹音乐厅管弦乐团的首席圆号乐手曾因为高超技艺受到称颂，他对此的回应是，如果没有与同乐团其他人的交流，我永远也不可能达到那样的水平。无论如何，一个有效运转的团队不但能像古典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通过天赋互补发挥效率，还能像管理学家所说的那样，每位团队成员都能通过共同探索、携手进步、彼此激励提高自己的能力，因此可以获得“超级效率”，这是管理哲学家埃萨·萨里宁（Esa Saarinen）强调的内容。
另外还有跨越空间和时间的相互作用，社会上的各种创意产生合并和增长。一个人如果经常去了解他所在的社会或今天的全球经济中产生的新思想，他产生新创意的能力也会大幅提高。反之，被隔绝起来的个人或许能在某些时点上突然产生一些创意，但此后就少有了。经济学家兼小说家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用鲁滨孙的例子告诉我们，如果不能从社会中获取灵感，一个人能产生的思想少得可怜。有人提出，像阿根廷这样的国家要实现最大的繁荣，必须保持农业状态，而非走向城市化，因为其自然优势在于饲养绵羊。但这种论点忽略了农村生活不适合智力进步和广泛交流的现实，而这些因素对创造力的培养至关重要。持各种诉求的人在城市中的广泛参与和巨大融合极大地增强了经济体制的创造力。
本章分析了在19世纪和20世纪崛起的现代经济的结构和运转特征。在最初的几十年里，参与者们几乎没有感觉到新体制的因素已经出现并迅速扩展，但随着他们对周围的现代制度的认识逐渐增加，人们普遍感受到新制度正在打开更多神奇的可能性。接下来的两章将介绍大家很少关注的现代经济制度给生产率和生活水平带来的巨大提高（物质方面的收益），以及在职业性质和生活意义方面的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