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前一章里通过结构剖析确定了经济的不同类型，而这些经济类型的真正意义在于其影响。现代经济的到来使几个国家的生产率水平从19世纪开始持续增长，并且产生了划时代的结果。卡尔·马克思虽然反对自己身边的经济制度，但丝毫没有忽视这种持续增长的重要意义。1848年，在现代经济体还没有达到最快成长速度之前，马克思就已经注意到了生产率问题，提出了现代经济体的“进步性”。如第一章所述，生产率的增长具有全球意义，因为新工艺和新产品可以被其他经济体接受和采用，甚至包括很多较为原始的经济体。我们看到，某些国家起步较早的现代经济在20世纪之后出现现代性的退化，例如法国，可以说到“二战”后的某个时期已丧失了大部分经济活力。还有些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转变为非现代或反现代性质，例如德国。不过，也有些国家的经济变得更为现代了，例如加拿大和韩国。因此总的来说，现代经济生存了下来，而且至少在大多数市场环境中，某些现代经济体保持着大范围的创新活力并由此取得了成功。
本章的目标是让读者了解运转良好的现代经济的活力和影响。我们可能无法准确解释很多奇迹出现的原因，但奇迹般的现代经济是在特殊时刻出现的，当时并没有其他大事发生，因此我们可以将19世纪与18世纪的生活状态的巨大差异归结为现代经济诞生的影响。对现代经济产生的这些影响的检测非常接近于实验室里的工作。当然我们首先需要注意，不关心水平的提高，只关心最终达到的高水平是没有意义的。就像电影业从业者爱说的：“你的表现只不过和上部片子齐平。”同时，如果处于很低的绝对水平，只谈增长也没什么意义。
最后，我们感兴趣的是现代经济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更确切地说是对人们的社会生活的影响。人均产出和平均工资这样的数据不具有说服力，它们并不能充分反映现代经济体中的实际生活：在那几十年里，这样的产出和实际工资能买到什么，获得这样的产出和工资的经历又能带来什么收获？我们希望了解现代经济体如何改变了工作与生活，最好是真实而广泛地调查参与者的各种付出和收益。
本章和下一章将指出，现代经济体及其背后的现代性具有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大部分是正面的。本章将分析现代经济体的有形的影响，即物质上的愉悦和关怀；下一章主要分析无形的影响，它关系到人们的生活意义。
物质收益的丰饶之角
现代经济体带来了人均产出（劳动生产率或简称生产率）的持续攀升，并且延续至今。从定性的角度看，进入现代经济的国家（以及在一定程度上被卷入全球经济的国家）从静止状态跃升到爆炸式的无尽增长状态。如果每年的生产率增幅只有0.5个百分点或更低，很多人可能根本注意不到变化，因为以这样的速度，需要144年才能使人均产出翻番。现代经济不但带来了没有止境的增长，还带来了真正快速的增长。
人均产出在那个所谓的漫长世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的增幅之大令人激动。到1870年，西欧的人均产出比1820年提高了63%；到1913年，又比1870年提高了76%。在英国，该指标在这两个阶段分别提高了87%和65%。在美国，分别是95%和117%。对熟知中国在1980~2010年增长奇迹的当代读者来说，上述增幅或许不算什么，但中国可以从海外借鉴大量的生产经验，而当年的欧洲和美国却只能自己摸索。
从起飞阶段到1913年的累计增幅使英国和美国的人均产出分别增长到原来的3倍和4倍，给普通人带来的生活水平的提高是18世纪不可想象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具有革命性的直接影响，之后的章节还将详述，另外还有间接影响：随着经济体的总产出和总收入不断增长，家庭财富与收入的比例将发生变化。在过去的静止状态下缺乏储蓄的人们开始增加储蓄，收入越来越多，储蓄也越来越多，这使财富存量的增速不至于过分落后于收入的增速。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将看到现代经济中的劳动参与率远远高于商业经济时代，只是苦于没有数据可以验证这一猜想。
工资（而非生产率）是最重要的反映物质收益的指标，尤其是对那些没有太多继承财富的普通人而言。足够高的工资是通向重要福利的大门，至今依然如此。尤其在19世纪，普通人能赚取的工资是他所能负担的必需品的决定性因素，包括住房、医疗等。工资还能满足所有人内心都渴望的非物质需求，例如得到一份稳定的工作、拥有家庭、参与社区生活的权利。
生产率的提高并不总能实现工资的提高，反之，在生产率没有提高时，工资也有可能提高。本书曾提到，极负盛名的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发现，虽然16世纪的伟大探险家和殖民者给国王带回了大量白银，但这些收入却没有推动工资的提高。尽管人均工资与人均产出之间存在相关性（有人曾说经济学中的任何指标之间都至少通过两种渠道相互作用），但从生产率到工资的影响渠道可能受到其他特殊因素的影响。但不必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