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的使用方法。到19世纪中叶，现代经济的基石已经在英国和美国奠定，德意志和法国紧随其后：
大量企业家涌现，他们享有财产所有和产业发展的权利，可以冲破政府的制约，还拥有合同法提供的保护。这些企业家在他们创建的公司或经济实体中积极尝试新工艺、构思新产品。银行很少向缺乏信用记录的企业家贷款或投资，所以经常需要家庭成员和朋友扮演天使投资人的角色，使企业家们的项目得以起步。为寻求扩张，许多新企业必须将利润用于再投资。在英格兰，乡村银行可以向企业家提供短期贷款，受托代理人从客户那里吸收存款，然后为企业家提供长期贷款。有时，某些个人会成为企业的合伙人，共同出资购买专利权。少数银行会加入产业发展——南德意志地区的福格尔家族（Fuggers）在几个世纪前已经在开展类似业务，有些会给整个产业发展提供建议和投资。在美国，乡村银行的创业精神通常更强，新英格兰地区的企业从事银行业务的情况并不少见，有时也会为了自身项目的发展而出售银行股份。还有在家庭和朋友之间提供贷款的银行。与今天的风险投资公司不同，在企业家创建可发行股份的公司之前，当时的许多早期风险资本家并不能占有股份。
现代经济可以被视为一个规模庞大、永不停歇的工程，构想、开发和检测新创意，搜寻可行的办法和人们的需求，这对职业和社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其前身的商业社会提供的工作岗位很少，工作岗位除工资外也很少能给人们带来其他方面的收获。这些职业或许可以把人们从家务中解放出来，但相当枯燥乏味。而在现代经济体中，从事某种职业几乎是普遍的生活状态，经济包容度远远超过商业时代。现代社会的职业在人们的生活经历尤其是精神生活方面居于核心位置，塑造了其发展轨迹。因此，现代经济创造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20世纪进入高潮的经济制度之间的激烈斗争，都关系到现代经济所带来的个人生活体验，以及因此丧失的传统的生活体验。
社会制度
大多数创意都着眼于获得他人的认可，而不仅是出于构思者或企业家的喜好。在任何时点上，都有大量的创业项目在同时开展。现代经济的大部分动力（以及高度复杂性）都源于这是个社会性环境，而非个人生活的孤岛。相互独立的经济参与者的多样性极大地增加了经济学家们所说的不确定性。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认为，抛投一枚熟悉的硬币代表“已知的风险”，例如其概率通常是一半对一半，而抛投一枚未知的硬币则代表“未知的风险”，这才叫“不确定性”。奈特认为商业生活中充满了这种奈特式的不确定性，并似乎已认识到这种不确定性是现代经济体的标志之一。
企业家的新产品开发项目的结果的不确定性，部分来自微观层面，例如终端客户是否足够喜欢、愿意购买。企业家还会担心，终端客户虽然喜欢自己的新产品，但可能更喜欢其他人开发的另一种新产品。他们不像独自漂流的鲁滨孙，只需要关心自己喜不喜欢即可。其他企业家的项目结果也会对自己的项目产生影响。例如，开发中的新产品能否被接受的微观不确定性会增加经济中产出和收入能否维持的不确定性，从而造成宏观的不确定性，它关系到新产品的终端客户是否有足够的购买能力。因此就像凯恩斯最早发现的那样，现代经济的创新项目的不协调性使未来的发展出现非常不确定的方式和规模。在一定时期之后的未来，基本上会变得不可预知。凯恩斯说，“我们就是不知道”未来的情况。短短一代人的间隔之后，经济面貌对上一代人来说可能变得完全无法想象。
对凯恩斯和哈耶克而言，新创意是经济史的推动力，这是他们的思想基石，与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或卡尔·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形成了鲜明对比。凯恩斯和哈耶克很清楚，新创意是不可预见的（如果可以预见，就不可能是新的），因此对历史发展产生着独立的影响。未来的不可预知性使今天的创意开发的结果更加不确定，所以不可能对现代经济的发展进行任何可靠的预测，就像达尔文的进化论不可能预测进化的路径一样。不过，通过研究“知识增长”和创新的过程，我们可以了解某些真相。失败的创意也并不是毫无价值，至少它们可以指明哪些方向不需要再继续尝试。取得成功的创意（也就是创新）可以激发更多的创新，形成无限的良性循环。原创性是一种可再生能源，将未来推往不可知的方向，产生新的未知和新的错误，从而给原创制造更大的空间。分析具有充分活力的经济所需要的沃土，我们将获益良多。
现代经济依靠社会的多样性实现繁荣。一个社会对创新的意愿和能力（也就是其创新倾向或经济活力）显然与潜在创意者的背景、环境和个性的多样性有很大关系。犹太人在20世纪20年代、黑人在20世纪60年代加入音乐产业，都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此外，一个社会的活力还取决于金融家的观点的多样性。创意得到的评估机会（遇到可能欣赏它的人）越多，好的创意遭到拒绝的概率就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