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克拉门托的西奥多·朱达（Theodore Judah）拥有的非凡勇气使他开创和设计了美国第一条跨越大陆的铁路。他的夫人安娜写道：“这显示了一个人的内心要多么强大……才能抓住这样宏大而危险的机遇。”
诽谤者说，跨越大陆的铁路构想已经出现了好多年，铁路的建成“不过是时间问题”。正如埃文斯所述，朱达在工程上的成就在有些人看来过于平凡，难以被誉为创新，但只有建设工作开始之后，才“不过是时间问题”。成功并非不存在疑问，当时的许多工程师认为通向北加州的直达铁路并不可行，因此铁路的成功建设并不是完全可以预见的。朱达展示了出众的直觉并证明了自己的判断。
有些创新是偶然出现的。托马斯·爱迪生无意中从手上涂的油烟中发现了一种灯丝，亚历山大·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因为忘记盖上一个皮氏培养皿而发现了青霉素。在经济生活中，也有无数意料之外的创新案例，总是有某些“B计划”或者低预算的冷门产品成为惊喜。例如，皮克斯动画工作室的创立本来是为了开发新的计算方式，但是当一位技术人员向某些参观者展示这些技术能用于制作生动的卡通片时，参观者们的兴奋很快使该公司成为动画工作室。这些偶然的创新是如此新颖，以至于其设计者从未想到会出现衍生的新产品。
事实上，所有创新都有偶然或者随机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新产品开发成功和得到商业化应用都是概率问题。著名电视主持人拉里·金（Larry King）不止一次评论说，那些知名的受访者都告诉他，自己的巨大成就完全是拜幸运所赐。然而，创新尝试中的成败并不像常见的硬币抛投结果，创新是走向未知的旅程，有些是已知的未知因素，有些是未知的未知因素，即使运气再好，创新者也无法知道他们的创造性和直觉能否带来期望中的结果。哈耶克在1961年终于认识到创新的作用，他沮丧地发现，美国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竟然认为企业都知道它们的新产品会有怎样的市场前景。对哈耶克来说，企业不可能知道某款新车型的盈亏概率，就像小说作家不可能知道其作品登上畅销书排行榜的概率一样。
很奇怪的是，由于其他经济学家的视而不见，哈耶克当年留下的原本可能启发他人的粗略理论，后来还是由他本人整理。哈耶克在1968年提出，经济体（显然是指本书所说的现代经济体）是通过“发现进程”促进“知识增长”的。发现进程指的是，判断某个产品或工艺构思能否被开发，以及被开发后能否被广泛应用。通过内部实验和市场检测，现代经济可以获得产品和工艺知识的进步，包括那些不会被接受、不可行的知识。还有，与科学知识不同，商业知识的进步不受物质世界的限制，完全可以没有增长边界。反倒是科学家们需要担心他们的发现之旅正在走向尽头。
商业知识的另外一个增长来源（不过这个有边界限制）是纠错，也就是说，就具体产品的微观层面或整体经济的宏观层面而言，现有的许多知识可能并不正确。周边环境和结构关系很容易在未被察觉时发生变化。例如，著名的诺斯罗普公司利用风洞实验发现，与可收拢起落架相比，固定起落架造成的多余阻力小到可以忽略不计。但当时的研究者并未意识到，在飞机速度大大提升后，这种阻力的影响会变得非常严重。此外，经济生活中的发现并不是可控实验的结果，数据本身经常发生变化，经济生活中的知识（乃至误解）也经常发生变化。因此，总是存在发现他人错误的可能。
借用经济学家布林·罗斯比（Brian Loasby）的话来说，现代经济“解决的问题是发现（或者创造）可能性，然后加以利用”。经济中对此类活动的投入越多，现代化程度就越高。一个国家可以开展灵活的学习和勤奋的评估，并热心开发外来发现所提供的新的商业机遇，这些是熊彼特所看到并认为可以实现的。但这样的国家或其他国家还可以拥有创造力，根据内部环境和变化做出反应，产生新的商业创意，并依靠远见或直觉将创造性引至可能成功的方向。创造力和远见这样的资源存在于所有人类经济体中，但在历史上，某些国家并不能或不愿动员这些资源，还有些国家在动员了一段时间之后没能继续下去。现代经济释放了创造力和远见，并成功地为其配备了企业家的专业能力、投资人的判断力和终端客户的勇气。
我们由此可以确定，现代经济的基础就是创新体制的有效运转。依靠对各自产业和职业的深入参与和长期观察，很多人产生了新的商业创意。新产品和新工艺的开发过程需要不同投资主体的参与，例如天使投资人、超天使基金、风险资本家、商业银行、储蓄银行和对冲基金。这个过程还需要不同生产商的参加，如创业公司、大公司及其分支机构，并涉及各种市场推广活动，包括制定市场策略和广告宣传等活动。在终端客户方面，需要有公司经理人对新工艺进行早期评估，需要消费者决定尝试何种新产品，他们可能还需要学习新产品和新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