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发起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在1938年12月5日的内阁会议上，决定组织“精神团体”，设立理事会和评议会，公推近卫为总裁，内务相末次信正副之，全体阁僚，贵族院、众议院的委员长，政党总裁及内阁参议等为顾问。当日，内阁还通过“国民精神总动员旨要说明书”，宣称：“此次运动目的，不惟宣传‘事变’意义，企图更集中‘物心两用’力量完成‘东亚建设’，包括国民各阶层皆在组织之内。”
日本的精神总动员运动，引起了当时中国国内舆论的广泛关注，报章书刊均有研究和评论，这对一直强调精神力量作用的蒋介石无疑是一种强烈的刺激。在这种刺激下，国民精神总动员开始从理论预想推向实际操作。
抗战之前的中国，四处弥漫着文化的绝望气氛。“三十年代是一个令人痛苦的年代，是一个民族自我谴责的无情时代”，一位作家悲叹道：“在中国，一切都落后于西欧。”全民族的抗战一度使国人精神振奋，但战场上的节节败退，以及党国要员散布悲观言论甚至公开投敌，使民众再次陷入迷茫。在这样的背景下，的确有必来一个精神总动员。从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到国民公约、誓词，始终都没有离开“抗日”、“救国”等字眼，这在汪精卫叛国投敌，引起抗战情绪动荡的情况下，对于坚定全国的抗战意志，增强国民党抗战力量，是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的。正是由于它的主旨是为了坚持抗战，延安的中共领导人对此作了积极响应，号召全国民众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反对一切汉奸卖国贼，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
然而，蒋的这一举动是在其1939年前后连续推出加强个人独裁措施，而国共关系发生逆转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就决定了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的多重性质。
蒋介石在联共抗日的同时，他也念念不忘要“剿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抗战以来，随着共产党军事力量的壮大，国民党在华北敌占区的政治日益失控，共产党的影响已经表现出向南推进的趋势。在军事限制的同时，鉴于统一战线的存在，蒋介石更注重从政治思想方面限制其发展，使之逐渐失去在群众中的影响。精神总动员的主要内容就是宣扬民族主义，蒋介石从中看到削弱共产党思想影响的机会。他欲借民族主义来宣扬中国古代固有的文化道德，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及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在中国存在的合理性。
在蒋介石看来，中国近代史上，中国遭受侵略是由于传统主流文化精神的丧失和西方文化的冲击。他认为：“如今一般人不讲究固有的好道德，视为陈腐的东西……所以几十年来，弄得人欲模流，四维灭绝。”“如此国家，当然要被外国人侵略压迫。”他所指的“西方文化”除了资产阶级文化外，还包括五四以后在中国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列宁思想。所以，这次运动还有它消极的一面。把儒学的“仁”与三民主义、复兴民族与强化党治糅合在一起，借民族固有精神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的特殊感召力来强化其集权统治，这正是蒋介石这位政治老手的高明之处。
三、经略西南为后方
1．打开四川大门
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实际控制区是西南各省。西南各省原不在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在1935年追击中国工农红军时蒋介石虽然极力想把中央势力渗透进去，但没有根本消除地方的割据状态。这时，他利用抗战的时机，在西南地区再度大张旗鼓地统一军政，力图完全控制西南各省。
四川在抗战时期是国民党统治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当时四川有六千多万人口，是兵源的基地；重庆又是国民政府的陪都；抗战爆发后沿海许多企业内迁四川，又建了不少新的小型工厂；四川每年粮食产量比西南任何一省都多得多。所以，四川自然是西南问题的重中之重。
抗战爆发前，刘湘在蒋介石的卵翼下打击了四川其他军阀，成了四川的统治者。蒋介石在追击红军时，不断向四川扩张。在四川统治权问题上，刘湘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两广事变时刘湘密令所部军队在夜间向成都、重庆两地集结，准备策应李宗仁。西安事变时，刘又有同样的举动，直到蒋被扣的第五天，都没有发表声明支持蒋，不但如此，他甚至还劝张学良要毫不犹豫地把蒋干掉。当时，刘湘还想乘机恢复四川行政和财政的独立。但时局变化太快，就在刘湘准备大显身手的时候，西安事变就和平解决了。此时，蒋介石的部队正大举进攻陕西杨虎城部队。为自卫计，川军在重庆一带布防，阻止蒋介石部队的进犯。但是，刘湘的一切活动，都瞒不过蒋介石的耳目。
在张学良、杨虎城的兵谏下，蒋介石已经同意联共抗日，一场大规模对日作战即将到来。从两次事变中，蒋介石看清了刘湘并不真心拥护自己。为了有一个安定的大后方，他越发觉得必须一劳永逸地解决四川问题，即使引起武装对抗也在所不惜。
蒋介石蓄意要从根本上消除刘湘割据四川独立为王的状态，1937年春，蒋介石提出要缩编四川军队，又提出要军民分治，刘湘主军，由蒋介石派人任四川省主席，刘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