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政权具有军阀的特征，蒋介石要独裁，但各地方势力拥兵自重，造成他没有绝对权威。蒋采取纵横捭阎的手段，对地方势力又打又拉，但始终没有使之听命于自己，相反，时时寻机发难，逼他下野。为此，蒋曾愤恨地说，封建割据的实际，仍潜伏在形式的统一之下，当今中国的病源就是地方割据。在内外交困的时刻，蒋介石在加强专制独裁和加强对方民众控制的同时，不失时机地在其力行哲学中充实了民族主义精神，决定发动“国民精神总动运动”，以使思想意识的统一与权力的集中相一致。
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蒋介石表示：“我们的精神绝对不要被敌人所协制，我们绝对不能受敌人的欺骗，我们一定要坚持抗战到底，不但使敌人过去速战速决的目的不能达到，而且使他们‘速和速结’的阴谋成为粉碎，这就是我们今日唯一的方略，这只是敌之失败，也就是我国胜利的基础。”
1939年1月11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宣言称：“总理昔日讲述军人精神教育，痛切说明‘人类有精神之用，非专恃物资之体’，‘欲任非常之事业，必有赖非常之精神’”，提出“抗战精神之彻底振作，此实抗战建国胜利成功之最大保障，必须尽全力以实行者也”。
2．国民精神的总动员
2月20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及其实施办法》。3月12日，蒋介石通电全国实施动员。据蒋报告，国民精神总动员是为“集中国民一切意识思维、智慧与精神力量，于一个方向而提高使用之”，使国民“每一分子皆能根据同一的道德观念，为同一的信仰而奋斗牺牲是也”。
1939年3月，蒋介石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下设了精神总动员会，蒋介石亲自出任会长，并公布了《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和《精神总动员实施办法》。
《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称：“吾人回顾十八月以来奋斗之经过，而检讨其缺失，则物质条件之欠缺固甚明显，而精神条件之未备尤万居首要。”“所谓国民精神总动员者”，为“集中其一切意识思维智慧与精神力量于一个方向，而提高之”，它不仅为排除暴敌之侵略，“尤在于努力抗敌之中，树立战后建国之永久基础”。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共同目标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所谓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就是必须认定“国家民族之利益应高于一切”；所谓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就是要求“国民一切之思想行为，均应绝对受国家民族军事利益之支配”，“竭其全部之智能与全中国精力，以求取军事之胜利”；所谓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就是“要求国民全体的思想，绝对统一集中于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与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两义之下，不容其分歧与怀疑，不容作其他之空想空论”。
1939年5月1日，国民党正式开展全国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蒋介石在重庆亲自主持首次会议并训词。会后，重庆万余人进行了火炬游行。此后围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在各地开展起来。
强调精神力量的作用，尤其是精神力量高于物质力量，其实是中国近现代许多政治人物共同的特点。近代以来的中国正处在由封建王朝向近现代民族国家演变的过程中，组织性并不严密，孙中山称之为“一盘散沙”，本来就是靠精神文化联系在一起的。除了思维的历史延续，另一方面是由于物质力量的匮乏。
蒋介石虽然掌握着中国大部分的财力资源，但在与日本的对比中，也同样深感力量薄弱。抗战爆发之后，蒋介石一直强调精神力量对抗战的意义，而“发动精神以配备物质，利用空间换取时间”更是其持久抗战的战略。他认为：“我们抵抗日本，先要攻击日本的侵略精神，如要攻击日本的侵略精神，就是先要具备我们的立国精神。”南京失陷时，他又发表公告，称“我之抗战，惟求三民主义之实现，与国民革命之完成；故凭藉不在武器军备，而在强毅不屈之革命精神，与坚忍不拔之民族意识”。
在总结抗战前期经验教训的南岳军事会议上，蒋介石对此讲得更加直白：“我们现在要争取第二期抗战的胜利，达到最后的成功，我以为需要物质上的成分少而精神上的成分多，而且我们现在物质不如敌人，将来更感困难。如果我们要专凭物质来战胜敌人，必难成功；如果我们的士气和精神不强，纪律不好，虽有如何好的武器和优裕的物质，亦不相干。所以精神的修养和道德的提倡，乃是我们高级将领最大的责任。”
抗战爆发时中日力量之悬殊，蒋介石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当然地强调精神的作用，已经有了发动精神总动员的想法。1938年3月7日，蒋介石在武汉召集亲信开会，讨论有关发动精神总动员的步骤。会上提出：“我们在欲发动全国精神总动员，即应针对敌方的计划，确定目标，领导全国民众朝此目标努力，始能发生效果。”不过，一年以后蒋介石才正式发动这场运动。给他启发和压力的是日本先行一步发动精神总动员。
深陷中国战场的日本政府为调动其国民支持战争，缓解矛盾，在通过全国总动员法案的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