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此一星期中，敌人以宣战、否认我国民政府与继续军事行动等等威胁逼迫，无所不至，可渭极矣！以余视之，不值一笑。无论其出于如何举动，皆不能动摇我抗战之决心及最后胜利之信心。彼求和不得、进退维谷之丑态，日益毕露矣！盍不早日觉悟，明言撤兵之为得也。”对于日本开国际外交之先例，否认一个主权国家的政府存在，蒋介石只是替大和民族惋惜：“日本无政治家，无领袖，其国之危，亦可惜哉！”
1月18日，日本召回驻华大使，中国也召回了驻日大使，两国外交关系从此中断。19日，国民政府针对日本的“一·一六声明”发表《维护领土主权及行政完整的声明》，严正表示“中国政府于任何情形之下，必竭全力以维持中国领土主权与行政之完整，任何恢复和平的办法，如不以此原则为基础，决非中国所能忍受，同时在日军占领区内，如有任何非法组织僭窃政权者，不论对内对外，当然绝对无效”。至此，陶德曼“调停”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2．中日密谈一直未停
武汉失守前后，国民政府的军政要员曾通过多种渠道与日本秘密接触，进行“和平”试探和讨价还价。在1939年秋至1940年9月，国民政府与日本进行了自抗战开始以来第二次重要的秘密谈判，日方称之为“桐工作”（“桐工作”是重庆和平路线的暗语），国民党称之为“宋子良路线”。
对于日本而言，征服和灭亡中国是日本对华最高战略，“和平交涉”同军事打击是日本实施其总战略交替使用的策略手段。在战略进攻阶段和战略相持阶段的前期，日本策动的“和平交涉”不是国际法上一般意义的“媾和”，其性质是政治诱降。因为日本政府的目的在于颠覆中国中央政府，全面争夺中国的国家主权，把中国变为日本的独占殖民地。
国民政府与日本的谋和密谈，有一部分并不是经过蒋介石同意后进行的。汪精卫、周佛海之流就以收集情报为名，派高宗武到香港与日本人秘密接触，高宗武还私自到日本去过一次。后来事情败露，一切罪责都推到高宗武身上，周佛海说他擅自行动。汪精卫、周佛海的叛逃是早有准备的。精明的蒋介石当然会有警惕，这件事虽然没有进一步深究，但不可能不加深了他同汪精卫、周佛海之间的猜疑。蒋介石不是不允许和谈，他只是不希望有人不尊重自己的权威，而且，他认为在妥协和让步的条件上必须由自己把关。
蒋介石与日本谈判有三个目的。一是希望通过和谈，做出有限妥协，结束战争。二是做给美英苏等国看的，从而得到他们的支持和帮助。三是拖延时间，等待国际形势的变化。正因为如此，蒋介石明知谈判不会有满意的结果，因为他不可能答应令自己丧失统治权的条件，但他仍然不放弃谈判。
在实行“宋子良路线”之前，蒋介石与日本还有一次秘密会谈。1939年3月，蒋介石亲自指挥复兴社的杜石山和柳云龙与日本的萱野长知、小川平吉在香港谈判。蒋介石提出的和谈条件是必须“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关于满洲，另行协定”。小川、萱野对此根本不予理会。日本政府也于9月13日发表声明，决定扶植汪精卫成立中央政府，香港谈判因此告吹。
到了1939年秋季，随着日本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日本开始主动地开展诱降蒋介石的“桐工作”。首先在国际上，9月欧战爆发，日本欲乘机南下，但因其主力已深陷中日战场而无法自拔。日本希望尽早解决“中国事变”以便腾出兵力，大举南下，进而实现其称霸亚太的野心。因此，把汪工作与重庆工作同时进行，并促使汪、蒋政权合流。其次，日本对积极筹备中的汪伪政权能否结束中日战争还存有严重的疑虑。再者，到1939年日本国内经济已呈现危机，电力不足，粮食缺乏，通货膨胀，财政混乱。军事方面，由于战区扩大、战线延长，深感兵力不足、力不从心。经济和军事的困境，使日本难以支撑持久的中日战争。
1939年底，日本积极开展了诱降蒋介石的“桐工作”。蒋介石对于日本的诱降，曾一度表示了积极响应的态度。
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大城市的失守，大片国土的沦丧，美英对日的暧昧态度，使得蒋介石的持久抗战信心有所动摇，认为中国抗战已经进入“最黑暗的时期”，他开始希望能正在有限的妥协下结束战争。
正在他有些悲观的时候，欧战爆发大大震惊了世界，美英对于中国的抗战表示了更多的关心。蒋介石一时左右逢源，成为美英苏和日本都想积极拉拢的人物。他想待价而沽，同日本和谈不会不刺激美英提供实质性的援助。最主要的一点，是蒋介石希望通过“和谈”来达到倒汪和反共的日的。
从1939年11月至1940年2月，为初步接触阶段。1939年11月，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决定重新起用参谋本部的铃木卓尔中佐驻于香港，命其策划建立与国民政府问的联络路线，即开展所谓“桐工作”。12月，铃木通过香港大学的张治平与一位自称是宋子良的人，进行接触。
宋子良是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