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的弟弟，时任国民政府西南运输公司董事长。宋子良虽然没有显赫的社会地位，但因为宋美龄和宋子文的原因，却是能接近蒋介石而又不会引起外人关注的最佳和谈人选，铃木对此特别的满意。但是他并不知道，同他接触的宋子良是冒名顶替的，其真实身份是国民党特务曾广。
不过，12月27日，两人第一次会见，曾广表示：日本方面破坏了陶德曼工作，中国政府被迫继续抗战。现在，还看不出日本有停止侵略举行会谈的诚意。日本所说的尊重主权和保全独立值得怀疑。曾广向铃木转达了重庆方面关于收拾时局的意见：日本若尊重中国的名誉和主权，就准备和日本和谈，因此希望在承认新中央政府之前就协商；中国希望美国等第三国从中调停；在谈判前休战，希望日本方面提出撤兵的保证；请日本相信国民政府会镇压共产党的抗日行动；希望日本避免干涉国民政府进行改组等内政。
在会见的最后，曾广还不失时宜的表达了中国方面对日本的质疑。接着在1940年1月至2月两人连续在香港进行了4次个人接触性会谈。2月5日，曾广赴重庆向蒋介石等做了报告，并研究了对策。为稳妥起见，蒋介石的幕僚建议在举行正式和谈之前，先由双方各派三名代表举行圆桌预备会议，讨论和谈条件。
日本方面同意举行圆桌预备会议，但在2月21日下达的《大陆指六六一号》指示中先行规定了进行“和谈”的基本条件：重庆政府保证放弃抗日容共政策；重庆政府和汪精卫进行适当合作；重庆政府保证按照新中央政府和日本商定的日华新关系调整原则，正式调整中日邦交。
可以看出，日蒋的和平条件是有着很大差距的，蒋介石方面侧重于停止战争，反共倒汪，日本则希望蒋汪合流。这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这次“和谈”的命运。
1940年3月7日至10日，蒋介石的代表曾广、章友三（前驻德大使，当时任最高会议秘书）、陈超霖（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陆军中将）和日本代表铃木卓尔、今井武夫、臼井茂树（日本参谋本部第八课课长，大佐）在香港东肥洋行举行第一次预备会议。当时蒋介石为了确保这次会淡进行，在5日就特派宋美龄到香港，从侧面协助中国方面的代表。会议的结果除了利用无线电联络外，还特别设立联络组，每天乘班机往返于香港和重庆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