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4日上午，在林森的主持下，国民政府举行了第22次委员会议，邀请在京的五院院长及有关人员列席。首先，林森对蒋介石的呈文和司法院的核议作了说明，随后一致表决通过了对张学良予以特赦。
当日下午，国民政府发布特赦令如下：
张学良处十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
此令。
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就是蒋介石本人，于是，南京这几天紧锣密鼓的闹剧终于收场了。张学良在蒋介石的导演下由十年徒刑体面地变成了“严加管束”。张学良自己也未曾想到：蒋介石会“严加管束”他那么长时间！
1937年元旦，人们在欢庆新年第一天的同时，高等军事法庭对张学良的判决书和蒋介石向国府请予特赦的呈文，也作为新年的头号新闻刊登在各大报纸上。
三、全面抗战前的一些准备
1．全国一致，团结御侮
华北事变以后日本灭亡中国的狼子野心，已是昭然若揭，日本侵华是既定国策，中国政府也在积极准备应付可能到来的更大规模的中日战争。
战争的准备首先是人心的准备，南京国民政府政治方面的抗战准备，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利用各种途径与中国共产党沟通联系。二是发起新生活运动，更新社会风气，培育民族精神。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蒋介石虽然没有放弃继续以军事“围剿”的政策，但已改变了过去坚决消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通过各种渠道与中国共产党沟通关系，这有利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从1935年秋冬开始，蒋介石便着手以政治方式来解决中共问题，以达最终解散或收编红军的目的。为改善与共产党的关系，蒋介石大致采取了以下一系列措施：
1935年11月，在蒋介石指派下，由陈立夫主持、谌小岑出面，通过翦伯赞和吕振羽与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周小舟联系。周小舟按照北方局的指示，于次年1月亲自到南京与国民党代表曾养甫谈判。
同年11月底，谌小岑通过中共地下党员左恭与上海中共代表张子华取得联系，此后，张子华数次来往于南京、西安、陕北之间，为实现国共两党的再度合作而奔走。
希望苏联政府出面促进国共两党合作。1935年12月19日，蒋介石亲自对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说：“如果苏联政府能够促进（国共）达到团结，我将感到高兴。”一个多月之后，蒋介石又进一步表示：“在如下基础上，同共产党达成协议是可能的：红军承认中央政府及司令部的权威，同时保持自己目前的编制，参加抗日战争。”
1935年12月，蒋介石指示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联系，建议中共驻共产国际派人回国牵线搭桥，促成国共两党直接谈判。
1935年底，宋子文通过宋庆龄派董健吾到达陕北，转达南京方面要求与中共谈判的信息。两党代表就合作抗日问题开始了近一年的秘密接触，奠定了国共两党正式谈判和合作抗日的基础。
为了进行战争动员，唤起国民觉悟，蒋介石开展了新生活运动。九一八事变之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抗日反蒋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蒋介石为了转移民众视线，于1934年春天在南昌发起了新生活运动。新生活运动历时15年之久，而最初的3年（从1934年到1937年）是蒋介石推行新生活运动最为认真和努力的时期，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使之发展成为一场遍布全国城乡的社会运动。
新生活运动以“礼义廉耻”为准则，从改造国民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人手，倡导“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的生活作风。蒋介石曾私下向蒋梦麟、张伯苓等人表示：“新生活运动要请你们在北方的同志们好好的推动，我有一个深意藏在这新生活运动里边，我想发动全国人民，利用新生活运动发动全国人民，来作抗日运动。”
随着日军侵略步伐的加快，新生活运动也被日益推向抗日救亡的轨道上来，1935年11月，为增强国力，南京国民政府发起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为求速见成效，蒋介石指示“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一定要与新生活运动同时并行，相辅相行”。又讲“实行国民劳动服务，是从事于国民经济建设一个最急要的办法，现在我们的国家贫穷，没有充分的财力来完成各种建设事业，……只要我们全国同胞能竭尽所能来劳动，便可以完成一切福国利民自救救国的新建设事业”。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各地纷纷借助新生活运动，组织新生活劳动服务团，为地方建设事业添油加劲。
南京国民政府还借助新生活运动加强对国民的军事训练，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要义》中表示其提倡新生活运动“就是要使全国国民的生活能够彻底军事化，能够养成勇敢、迅速、刻苦耐劳，尤其是共同一致的习性和本能，能随时为国牺牲”。
当时不仅在全国大多省份以及一些铁路干线以新生活劳动服务团为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