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令鲁南一线部队改攻为守，除留部分前线部队分别镇守鲁南各要隘外，“其余各部均即开始南撤。”这是蒋介石的第一个撤兵令。
蒋介石的撤兵令发出之后，力主北伐的桂系对此的反应却出现了分歧。此时，李宗仁任第三路总指挥，驻徐州，白崇禧以总司令部总参谋长名义代蒋介石任第二路总指挥，驻鲁东南，两军相距在百公里以上。当时通讯条件落后，两人在短时间内无法沟通并达成共识，只得基于各自对形势的认识作判断。
白崇禧坚持其一贯立场，对撤兵持反对态度，他非但未按蒋要求布置所部后撤，反而继续向鲁东南地区进兵，准备全力北进。6月下旬，李宗仁已洞察到汉方分共是迟早之事，此时，重要的是实现对长江中游乃至南京地区的控制，而不是继续北进。因此，蒋撤兵令下达后，李宗仁便立即将第七军南调，前线仅留王天培第十军等部镇守，并令其不准后退。李宗仁之所以部分地赞成南撤，关键是要实现其心腹部队回师长江中、下游，控扼南京的局面。
1927年6月30日，蒋新重新下达撤兵令，同意白崇禧继续在鲁东南作战，承诺在临沂未攻克之前，防御及撤兵令暂不发表。同时修改撤兵计划，规定：第一路军即以第十七军于日照附近布防，第十四军着改归白崇禧指挥，协助第二路攻略临沂，其余部队即陆续向扬州附近移动；第二路军除第一、第三两师外，必须在规定期限内攻克临沂，再按照前令抽调南下；第三路军即以第七、第四十军之秩序，陆续到浦口集中。
由于白崇禧在撤退的过程中严重耽搁，致使蒋介石的嫡系第一军大部分直至8月中旬仍滞留在苏北地区。相反是李宗仁的第七军顺利南撤，并逐渐完成了芜湖至南京一线的布防，这种局面的形成，又为日后桂系坐镇南京逼蒋下野打下了良好的军事基础。
与此同时，武汉方面也在积极进行北伐，只是北伐的目的不同，武汉方面的讨伐对象是退守河南的吴佩孚残部，其目的是为了与在北方的以冯玉祥为首的军事集团取得联系，并结成联盟。
冯玉祥自五原誓师后，长期独处西北，强邻环视，处境不容乐观，汉方既欲拉拢他，他倒也乐观其成。1927年4月。汉方继续北伐，冯随后出师中原，双方在河南会师，孤立处境稍有缓解。
冯汉双方在河南会师后不久，6月10日至12日，汪精卫、唐生智等专程到郑州与冯玉祥会晤，予冯以豫、陕、甘三省军政大权，并答应每月为冯玉祥的部队提供给养。冯则同意唐生智第四集团军回撤武汉，停止北伐。冯玉祥以极小的代价取得河南地盘，获得向内地发展的跳板，并得到武汉方面的正式委托和给养接济，所得不菲。武汉方面送给冯食之无味的豫省地盘，换取冯的好感，从而得其默许将重兵南撤，重点巩固湖广，也不无所得。
蒋介石在南京静观其变，他感到冯玉祥与武汉国民政府的关系远非表面上看来的那么明朗，南京方面完全有机会横刀介入。6月20日至21日，蒋介石、冯玉祥在徐州花园饭店举行会晤，双方就国内局势交换了意见。就商谈结果来看，冯氏在反共问题上倾向宁方，并明确表示不赞成汉方东征。同时，他也拒绝了蒋氏拉拢其攻汉的企图，冯玉祥最欲避免的还是宁汉开打，奉张南下之局。
然而，冯玉祥虽然竭力防范宁、汉武力相争，但宁、汉迅速合作，组成统一政府，也是他所愿意看到的结果。首先，就国民党而言，冯玉祥在国民党中素无基础，正是宁、汉之争，使他身价倍增，获利颇丰，河南地盘及宣传声势不论，仅军费方面，他即同时自宁、汉两方得利。宁方允诺增加对冯玉祥的经济支援，徐州会议上答应每月接济军费250万元。汉方在财政备感竭蹶情况下，仍每月向冯拨付60万元，后又增至90万元。
其次，从全国形势看，宁、汉、冯三方，冯的处境根本没有回旋的余地。当时，宁、汉双方都与北洋军阀暗中保持接触。宁、汉双方皆欲拉奉为己用，奉方则真真假假，两面用功，在这种政治的太极推手中，冯玉祥的处境最为不利。奉、冯之间积怨甚深，奉方以倒冯作为与宁、汉议和的条件之一，而宁、汉也并不视冯为当然的同路人。正是由于宁、汉相争，虎视眈眈，双方均不敢贸然开罪作为强邻的冯玉祥，冯才不至成为宁、汉、奉交易的牺牲品。
冯玉祥态度未明，但汉方却对与冯玉祥的合作寄予了太多希望，整个武汉领导集团都是抱着这种态度提出和赞成“西北学说”的。包括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他们把太多的希望押在冯玉祥身上，他们对于会师河南后革命前景一致看好。
但是最后，冯玉祥拜倒在蒋介石的财力援助之上。每月250万元的资助，自然能够帮助冯玉祥解决许多他早想解决却无能为力的事情。徐州会谈后，冯蒋联名发表通电，宣称：“中正、玉祥与数十万将士，为三民主义而奋斗。凡百诱惑在所不顾，凡百艰险在所不避，凡百牺牲在所不惮。”
冯玉祥立场的突然转变对于武汉方面的各种势力派别都是致命的打击，他不仅宣告了他们历尽艰难才做出的西进决定的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