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台上获奖的三好学生，仰头等着送来的奖励。父亲别提有多高兴，一辈子的快乐恐都藏在今天了，他就要笑出了声，终于笑的痛快了，笑着，哭了。
父亲一生最大的心愿便是学有所用，站在学校的讲台上，做一名体面的人民教师。他写得一手的毛笔字，练得一身的好球技，笛子的悠扬只有在他心情好的时候才能感受到。然而，不是每一个人的理想都能得到上天的眷顾。父亲一身的手艺只能藏起来自我欣赏时，从不苟言笑的他，笑起来也羞涩的迷人。
搀着他的人，不耐烦了，却还是搀着。父亲嘴里碎念着，定要将这手里快要发霉的钱送出去。
打转的学生看着他们拉拉扯扯，咯咯地笑了，牙床还未长全的他们也是害怕羞涩的，将嘴巴捂得更严实了。我站在他们中间，看着他们。他们戳着我的脊梁骨，或搭着我的肩迫不及待地告知我，面前这个活得最痛快的人是我的父亲。
我不敢向前迈去一步，唯恐那一阵咯咯笑，听不见父亲喊我的名字。我偷偷地走，在他们笑的最痛快的时候。
我疯一样地向祖母家里跑去。院子里除了一群鸡鸭咯咯地敞着胸怀进它们的食，祖母捻针的声音听的真切。我向祖母告状父亲“不耻”的行为，祖母却也无话可说了，只是说，我应该与他一同回。
问祖母，为什么给别人钱。
祖母回，因为没有。
又要打学费了，人生的路真的是难走的很。
祖母遇见兄长的问题，有时一句话也说不上来，有时说的没完没了。父亲过去是做私营买卖的，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越吹越暖，二十年后，父亲的小买卖便再也没有卖出去过多少产品。外面世界的精彩，只有走出去，才能看的真切。眼睛打开了，才能看到更多的色彩，这里所有的人都对此深信不疑。
改革开放初，曾经的温州在国家眼里，因为地形的特殊和私营经济的膨胀，还不过是个被边缘掉的小地方。一段时间里，私营企业还是个从未得到过宠爱的幼儿，而温州却正是拥有很多幼儿的地方。因为本身有着良好的经商经历，便在国家不断调整的经济结构中，异军突起。制造业发展一发不可收拾。
从中原南去的火车票，在将近三十年里的每一年内都只有一张。出去的人，越走越多，越走越久。不仅温州成了中原人的第二故乡，整个南方的重要城市就要成为中原人的又一个家乡。然而，却再也没有见过归来人的模样。只听说，挣的钱已经可以盖一栋不错的平房，再过二十年，今天二层以上的别墅小楼，即将坐满整个村落。
村子里的人越来越少，漂亮的房子越来越多。归去来，纵使是最近的路，折返了几十年，最后总会在村头犯迷糊。十八岁出头的男孩儿，步入婚姻时，永远是笑着的。他们是一群从南方归来的时尚男青年。
不再问祖母，她却要说很多的话了：过去实在是饿怕了，不想再过挨饿的日子了。父亲正在这条路上，走的最起劲儿，也最直不起腰。
有些人家，一生的确只够给一个人用，多了，便有所辜负了。
祖母缝补的手艺练了一辈子，纵使没有那副老花镜，也能从手中感知针头应该摆放的位置。母亲常说，虎头靴和刺绣一样的针线活，只有祖母才做的漂亮，而她手里的这件旧衣裳被她重新绣出了花色。
衣裳的新旧，只有在制衣人的手里，才能辨得清。林语堂先生说，中国自古书画不分家......艺术上所有的的问题，都是节奏的问题，不管是绘画、雕刻、音乐，只要美是运动，每种艺术形式就有隐含的节奏。而我要说，这其中必然也包括一根绣花针制出的衣裳。它们与人是同源，人是制造一切美的源头，也包括只是欣赏美的人。
曾经手拿绣花针做虎头靴的祖母，能够美出一幅书画来。
天黑了，我便也要回去了。祖母说，小时候都是你们跟在我屁股后面跑，现在倒反过来了，日子过的真快，一转眼，跟你们离得越来越远了。
夜深人静，木门上红色的油漆，洗尽铅华，也褪不去它为一户人家“遮风挡雨”的光芒。房里开着的瓦斯灯泡还是亮的，只是房里没了人。他们又要出去很久才会回来了，学生的下一个学期的学费已经被父亲烂熟于心，此生也难忘怀。
木门再响起时，已是凌晨。醉酒的父亲醒了，母亲还在埋怨。这夜的月终于在后半夜明亮的更过分了。夜里的风吹起来，也将人的膀子刮得生疼。
一世界的人都在被窝里做梦，只有这家长夜无眠，这世界幽默的令人发笑，人的宿命从一开始便就这样注定好了。
凌晨到了，后院祖母的起夜时间又到了。祖母起了一辈子，总是没个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