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暮春芮城
参加地区毛著积极分子大会的通知送到村里时，林燕生正在地里干活，由留在知青灶上做饭的曹金芬代收了。
看到印有地区革委会红色字样的牛皮纸信封，曹金芬已经猜到了其中的内容，心中酸溜溜的不好受。
程茜茹攥着那张令人垂涎的城市户口走了。作为好朋友，曹金芬的祝福无疑是真心和诚挚的。而那户口迁移证留下的阴影，却成了蒙蔽心窍的魔障，闷得她至今透不过气来；
林燕生却非同凡响地留下了。大到《人民日报》，小到区县革命委员会他都大名鼎鼎，为将来跳出农门，有效地蓄积着资本和能量；
惟独自己，既不甘心将青春生命葬送在这远离故乡的异土，又没脱离农村返回城市的门路，更没有让自己出人头地一鸣惊人的本领。
多少个孤寂凄冷的黑夜，她偷偷躲进被窝里暗自啜泣，怨恨自己不该出生在这个年代，怨恨父母革命觉悟忒低，不曾及早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给子女人生带来今天的诸般无奈。
曹家父亲当年曾是一个个体小手工业生产者，为养活六个未成年孩子，也是仗恃自己祖传的制革手艺，他决绝抵拒了来自政府公私合营的体制兼并。艰辛的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夹缝中，寻觅着自己独特的生存道路，居然也作到了自给有余。
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在“一大二公“政治口号冲击下，作为私有制代表的曹记皮革作坊，被彻底断绝了原材料的供给。曹父只得乖乖将作坊交给福绥境人民公社，自己则成了集体所有制企业的一名工人。
由于曹父当年曾邀两个家在农村的远房亲戚，帮自己一块儿清洗鞣制皮革，经市委劳动部门确认此属雇佣关系。所以曹父不仅成份被定为小业主，并认定存在剥削行为。
县知青办主任柳鸣田说，这小业主的成分相当于农村的富农，应列入国家政权的打击改造对象。
曹金芬为此曾专门回北京找到市革委劳动局，讲明父亲当初也是个立起一身水、蹲下一身油，从早到晚忙得四脚朝天的体力劳动者，请政府对自己的家庭成份予以纠正。
那些自诩人民勤务员的衮衮大员们，有谁肯理会一个女孩为此遭受的社会歧视，以及由此承受的心理压力？隐匿在“为人民服务”笑脸后面的，永远是搪塞和推诿。更有仗势欺人者，竟咬牙瞪眼训斥道，“敢为剥削阶级翻案？是不是想进思想改造学习班啦！”
何谓“思想改造学习班”？听名字就知道是个强制洗脑的管教场所，曹金芬敢去吗？
铩羽而归。生存本能迫使她惟有逆来顺受，夹着尾巴做人。
接过曹金芬递来的会议通知书，猝然瞥见她那幽怨嫉羡的目光，林燕生不由得心中一抖，一种类于欺世窃誉饵名钓禄的负罪感随之腾起，更加强化了他拒绝追随柳鸣田，不去参加什么积极分子大会的念头。
根本就没拆开那个盛载着荣誉和前程的信封，林燕生一把将它扔进正在燃烧的灶火中。
“你疯啦！”曹金芬抓起拨火棍，赶忙从灶火中挑出那刚刚被燃着的信封，使劲跺着双脚，踩灭了边角上的烈焰。
“机会难得，咱不能犯傻啊。”捡起那糊焦残缺的信封，曹金芬轻轻掸了掸，又一次递到林燕生手中。
听说林燕生竟擅自决定不去运城开会，老支书十分恼火，命令兰草把他从地里拽回来。
“燕生咧，俺还真把你个狗日的看走眼咧。”老支书劈头盖脸就是一痛日骂，“咋就是这么个扶不上墙的烂泥巴哩？”
“老支书，您听我……”林燕生试图辩解道。
“俺不管你咋想咧，去运城开会是你一个人的事儿？”根本不给林燕生说话机会，老支书将烟袋锅子捅到林燕生眼前，“好好给俺听明白咧，那是咱大沟崖子全村人的荣耀哩！”
讲老实话，去运城开会的荣誉归属问题，林燕生还真就没认真去思考过。而老支书的指斥有如突兀闪现的一把利刃，在他心底剌开一道口子，曝出了其灵魂中最为隐秘的东西。
尽管嘴里喊着扎根农村一辈子，而在潜意识中，林燕生还真就没把个人命运和这个在动乱时局收留自己的村民们联系在一起。在他心目中，大沟崖子不过是自己人生旅途中一个过往驿站。何况，村里并非所有人都欢迎这些知识青年的到来呢？
记得第一次参加队里评工时，尽管知青们经过一段时间锻炼，在体力、劳动技能和劳动态度方面表现得都还不错，可巧妮、春安几个社员却坚持要给他们极低的评分，甚至不及队里的弱劳力。
“凭什么啊？”周胜利、魏洁莉、陈治国齐声叫了起来。
“不少咧。”巧妮掰着手指头理直气壮地给知青们算了一笔账，“一天七分半，你一年出工满二百天哩就是一百五十个工。按一个工两毛钱算，就该三十块钱咧。”
“光你们知青这十几个人，一下就拿走俺队四五百块钱哩。”好像在吵架，春安脸色通红地嘶吼着。
“可不。”枣花也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