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德生被绑架的消息震惊了全国，上海《新闻报》、《大众报》、《文江报》、《申报》等各大报，同一天发表了这一消息。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李及兰和上海市警察局局长宣铁吾手忙脚乱，蒋介石大发雷霆，认为此案如不迅速侦破，党国要人在上海的人身安全将会受到进一步威胁。荣案震动着整个上海企业界的心脏，案发后当天下午三时，上海市政府新闻处举行记者招待会，由朱灵白处长报告荣德生之被绑架，市政府已限令于一周内破案。
荣德生先生是我国财界的一大巨头，用财富堆积起来的政治威望，使他官居江苏省参议员宝座，老先生共有六子、九女，其中长子已故，第六子尚在美国学海军，九女荣墨珍是他的掌上明珠，此时此刻，不在上海。
荣案发生后，荣德生的汽车夫匆匆回报二公子荣尔仁。荣尔仁深知父亲在上海平日与世无争，并无结怨。是谁绑架他老人家的呢？“肯定是出于流氓之徒敲诈勒索。”荣尔仁马上想到这个问题。
是哪一股流氓敢如此胆大妄为？申新纱厂的智囊人物薛明剑先生说：“不管是哪方流氓绑架，都不要惊动，为了拯救荣老先生的命，只要舍得花钱，不必让官方插手。”
于是，他们分析了上海的形势，认为有必要到黄金荣府上和杜月笙府上拜访。不管是不是他们所为，他们的消息总会比我们多；另外，留专人在家接电话。
不久，荣家接到一个电话，声称荣德生在他们手中，必须付一百万美元才能赎回。接着，申新九厂经理吴昆生也接到绑匪打来的电话，要他尽快筹款赎人，否则荣先生性命难保。
第三天下午，申新二厂厂长詹荣培也接到绑匪来信，信中说赎金可减至五十万美元，限两日内筹妥，否则将荣处死。
荣家接到这封信后，同意以五十万美元赎人，后绑匪又几次打电话约定交款接人的地点，但荣家人去了后都不见绑匪踪影，显然是这绑匪在试探虚实。
荣德生被绑架后，上海警察局为了破获这起大案，派出大批便衣警探密布荣宅周围，并暗中在荣家的电话上装上了窃听装置。
当绑匪再次用电话和荣家联系，约定5月25日下午在蒲石路收款放人时，这一消息被警方截获，于是出动数十名便衣警探前往蒲石路设伏。
岂料这一带是京沪警备司令汤恩伯公馆所在地，汤公馆警卫人员见周围有大批便衣人员，为防不测，立即报告汤司令。汤司令闻讯后不问青红皂白，调来一支军队保护公馆。
蒲石路一带顿时军警密布，气氛紧张，绑匪见势不妙只得溜走，但荣家前来赎人的汽车却被警方扣住，车内一只装有二十五万美元的皮箱也被搜走，警方以“出钱赎命是违法犯罪”借口将二十五万美元扣留，还派出警察到荣宅搜查。荣家更加惶恐不安。
在荣家积极营救荣老先生的同时，第一绥靖区司令部某处处长毛森也在积极寻找线索，并抓住黄绍寅。
黄绍寅曾经在浙西行动队和第三方面军二处当过行动员，曾经是黄金荣的徒弟，但师徒之间也没有联系。经过审讯，很快得知，出示“红色硬卡”、穿着军人服装的就是他。但他也不知荣德生被绑往何处，只知被带回沪西。
毛森立即做了周密布置，一是立即寻找荣老先生的下落，上海各码头车站如见嫌疑人立即拘捕，二是派些便衣警探到钧培里黄公馆和黄家花园侦察。
却说黄金荣知道这个情况后，恼羞成怒，立即打电话通知毛森，如把他当成嫌疑人，你就是瞎了眼，再说，蒋介石为此事已大发雷霆，我能为钱而得罪自己的门生吗？
黄金荣发牢骚归发牢骚，毛森依然不改初衷。他想：流氓白相人为了钱什么事做不出来，你说得再好听，也是白搭。但他也不敢欺人太甚，只把便衣人员分散，继续监视钧培里和黄家花园的情况。
黄金荣见毛森的便衣虽然撤走了，但并未完全放松监视。他知道，自己的名声太坏，不是自己干的，别人也会怀疑到你的头上。为了还自己一个清白，他命令自己的所有门徒打听绑架荣德生绑匪的消息。
不久，有门徒密报，已经得到一些线索，主犯是骆文庆和袁仲抒等人，听说袁仲抒携妻已到杭州。
黄金荣立即派门徒到杭州找双枪黄八妹，这位原太湖游击队队长，现在已是浙江省吴兴县参议员。黄八妹接到黄的信和金条后，立即答应帮助寻找。
做完这一切后，黄金荣立即给毛森挂电话，说为了能还自己清白，我已派人找到主犯袁仲抒的下落，他携妻已到了杭州。
在接到黄的电话的同时，毛森也知道了此情况，因为他们已抓住了另一主犯骆文庆，骆也如此交待。毛森此时才真正明白黄金荣并没有参与此案，遂撤除了对黄的监视。
再说匪首袁仲抒绑架荣德生得手之后，命刘瑞标驱车飞出沪西，把荣带到太湖一条雕龙刻凤的游船上。荣老先生昏昏沉沉，睡在一片黑沉沉的世界里。
第二天，袁仲抒说：“荣老先生，你知道吗？我们都是些要钱不要命的人物，所以你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