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快将钱交到我们手中，否则……”
荣德生对袁说：“你这位兄弟，我还不认识。抗战前，我原有三百万只锭子，经过八年抗战，已经损失过半。你们这次要我出钱，讲一个数，我们商量着办吧！”
袁仲抒一听，觉得这老头糊涂，很是高兴，痛快地说，“我们穷哥们也是被逼着干这件事的，如果老先生拿出五十万美钞或金条，我们会把你安全送回家的。”
荣德生随手从口袋里摸出一颗象牙私章，交给袁，说：“五十万美金，就这样定了。你拿着这块图章，作为见证，找申新九厂经理吴昆生接洽便可。”
吴昆生接到袁仲抒电话后，立即向荣尔仁密报，荣当即表示五十万美金可以接受，但要绝对避免官方插手，拜托申新二厂厂长詹荣培作为联络人。
詹荣培与匪方接上线，来到神州旅社316房，见到匪方代理人、华大企业公司吴志刚。经过数次秘密协商，于5月27日上午九时在劳工医院八号病房交款。
吴志刚收到款后，立即向袁仲抒报告。袁仲抒将荣德生请上吴志刚的汽车，送到韦飞路口，由骆文庆代雇三轮车，陪送荣德生到麦尼尼路他女婿唐熊源家中，时间是1946年5月27日深夜二十三时左右。
5月30日，《新闻报》以头号大字标题发布消息：棉纱大王荣德生出绑。家属既不安排接见，亦不愿发表任何谈话。
5月31日，上海《立报》发表《恭贺出绑》的文章，称：
“棉纱大王荣德生出绑了，这是值得恭喜的一事，向什么人恭喜？当然先向荣德生先生恭喜，恭喜他老人家脱险突出，安然归来，可以快快活活的度过抗战胜利后的端午佳节。其次，要恭喜当局的‘德威’，绑匪居然慑于德威，将荣先生释放，使当局好比佛面贴金，更加有了光彩。当然，到底是什么力量使荣先生出绑，这也不必去深究，好在肉票已经还璧归赵，总是天大的面子，至于绑匪的捉拿，那就不在话下了。”
明眼人一眼可以看出，这篇文章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使上海警察当局出了洋相。毛森认为，如不是处在捉拿绑匪时期，立即叫这家报社关门。
及至到6月下旬，案子还没有进展，主犯仍在逃。毛森立命黄炳炎、陆志凌和海艳小姐二下杭州，寻找主犯袁仲抒的踪迹。但要在杭州数十万人中找到一人，岂非大海捞针？二下杭州又无结果。
这时，毛森想到黄金荣，因为他既然能知道袁仲抒逃往杭州，就能帮我们找到主犯。于是，便带着一些礼品和四根金条亲自拜访黄金荣。黄指他一条路，到杭州后找双枪黄八妹联系，或许有结果。
黄炳炎等人又三下杭州，由于海艳小姐认识黄八妹，她就成了核心人物。
也算毛森吉星高照，这天天气闷热，黄八妹接着海艳等人一起走进湖滨冷饮室，入座时黄八妹竟发现袁仲抒老婆坐在对面，便示意海艳盯住此人，一直盯到新泰宾馆。
黄炳炎、陆志凌到门房一查登记簿，果然发现有一旅客名叫袁争飞，同室有一男一女，当即监视，由黄炳炎去请杭州侦缉队协助，于凌晨四时将袁抓获。
警方遂顺藤摸瓜，将十五名绑匪一一抓获，其中八人判了死刑。
荣德生被绑架是旧上海最大的绑架案，此案虽被侦破，部分赎金也被追回，但荣家仍受到严重损失。被第一绥靖区、淞沪警备司令部、警察局等索去的款项及在此案中的各种开销，高达六十万美元，超过了绑匪提出的五十万美元赎金的数目，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奇事。
在此案中，黄金荣一度被人怀疑很是恼怒。但从另一种角度讲，此时的黄金荣在上海滩的势力尚未完全衰退，甚至可以说还依然被人重视。
借刀杀人
1946年，国民党军统组织为进一步控制帮会势力，动员各种力量准备与中共抢夺天下，将抗战时期的人民行动委员会改组为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
10月19日，新建协会在上海丽都花园举行成立大会，各地赶来参加的帮会首领达千人，黄金荣也参加了会议。会议通过了一个章程，宣称本会是“秉承孙中山先生遗教，以求建设三民主义的新中国；秉承事业以人民为本之原则，以努力新社会事业之建设；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求达成复兴民族，安定世界之目的”。会议选举杜月笙、向海潜（洪帮龙头）、杨虎等三人为常务理事，黄金荣、张树声、潘子欣、李福林、王慕沂等五人为监事，黄金荣还担任了常务监察。
新建会总会设在上海梵皇渡路（今万航渡路），在各省、市设立二十八个分会，县支部四百六十八个，成员号称五十六万人。其成员多为帮会流氓、地痞恶霸，与中共对抗没有多大作用，倒是危害地方，骚扰百姓，人人愤怒，连国民党也侧目而视，终于到1947年9月4日，行政院下令撤销。
黄金荣虽然担任了新建协会的要职，但基本不过问具体事情，目睹国民党政权由盛而衰的变化，他深感夕阳西下，前途渺茫，耄耋之年不必再为国民党拼上这把老骨头了。黄金荣对政治早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