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城电影学院在城南，离改革大道不远。
我们到的时候，下午的阳光正从云层缝隙里漏下来，照在学院门口的台阶上，把台阶的水泥面染成暖白色。学院的建筑是一栋三层的老楼，外墙刷着浅黄色的石灰浆，墙根处有一片一片的剥落，露出底下灰色的石头。门楣上挂着一块铜牌，铜牌上刻着“escue nacional de artes ceatográficas”的字样，铜牌的表面氧化出一层暗绿色的铜锈，字迹的边缘被磨得有些模糊。
赵晓月站在台阶上面。她穿了一件浅灰色的圆领毛衣，外面套了一件深蓝色的羽绒马甲，拉链拉到胸口的位置，领口敞开，露出毛衣的领子和一截颈线。下面是修身的深蓝色牛仔裤，裤脚塞进一双浅棕色的短靴里，靴筒到脚踝上方一寸，鞋带系得很紧。头发扎成低马尾，用一根黑色的发圈缠了三圈，发尾垂在肩胛骨中间的位置，几缕碎发被墨西哥城的暖风吹得贴在耳后的皮肤上。她的脸颊被午后的阳光照得微微泛红，鼻尖也是，但眼睛很亮，瞳仁在墨西哥城的光线里泛着深褐色的光。
程远站在她旁边，手里拿着一份演讲流程表。流程表的纸页是米白色的，边角被手指反复捏过的地方起了毛边。他把流程表翻到第二页，手指在“赵晓月——主论坛”这行字上停了一拍。“主论坛在二楼，能坐两百个人。下午三点开始，赵晓月的演讲排在第二个。演讲时间二十分钟，之后有十五分钟的观众提问。提问环节的翻译由我负责。”
赵晓月把羽绒马甲的拉链往下拉了半寸，手指在拉链头上停了一拍。“提问环节的问题，有没有提前收集？”
“收集了六个。四个是西班牙语，两个是英语。最常出现的问题是‘你在机场站了四十七分钟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程远把流程表翻到第三页，手指在“已收集问题”这一栏上停了一拍。
赵晓月把手指从拉链头上收回来，放在身侧。她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手指上还残留着一点从流程表上蹭下来的油墨，在午后的阳光里泛着极淡的哑光。她把手指在牛仔裤的裤缝上蹭了一下，油墨在深蓝色的布料上几乎看不出痕迹。“这个问题，我想用中文回答。你帮我翻译。”
主论坛在学院二楼，厅门是深棕色的木门，门板上贴着一张a4纸，纸上印着赵晓月的演讲海报，海报上是她站在首都机场到达大厅的中央，从出口通道里推着行李箱走出来，走了三步停下来，站在大厅中央。厅里面的座椅是深红色的绒布面，椅背的弧度贴合人的脊柱，扶手是黑色的哑光金属。赵晓月站在讲台旁边，看着观众陆续进场。观众大多是墨西哥人，有年轻的，有中年的，也有几个头发花白的老人。一个穿深灰色西装的老人坐在第三排靠左的位置，他的头发花白，剪得很短，鬓角剃得很干净，脸型偏长，颧骨很高，眼睛不大，但瞳孔很黑，虹膜边缘有一圈极浅的灰色。他的手里拿着一份节目单，节目单的边角被手指反复捏过的地方起了毛边，他把节目单展开，手指在赵晓月的名字上停了一拍。
赵晓月走上讲台。她把平板电脑放在讲台上面，平板电脑的屏幕亮着，上面是一段《归途2》的片段——她站在首都机场到达大厅的中央，从出口通道里推着行李箱走出来，走了三步停下来，站在大厅中央。她站在讲台后面，重心落在左脚，右脚微微外撇，羽绒马甲的肩线从锁骨延伸到肩头，被面料衬得格外利落。她按下播放键，视频里是她从出口通道里走出来，走了三步停下来。镜头从侧面拍她的站姿——重心落在左脚，右脚微微外撇，脊背挺直，从后颈到尾骨的弧度安静而平缓。她的目光从接机人群的左侧扫到右侧，从左边的举牌接机区扫到右边的出租车等候区，从出租车等候区扫到到达大厅尽头的咖啡店。接机的人群在她身边来来往往，有人拖着箱子从她身旁经过，有人举着手机拍照，有人对着到达信息屏指指点点。她一直站着。四十七分钟的画面被压缩成三分钟的剪辑版本，但站姿没有变——重心落在左脚，右脚微微外撇，从第一秒到最后一秒，站姿一模一样。视频放完之后，她把平板电脑放在讲台上，看着台下的观众。
“我在机场站了四十七分钟。前六遍导演都喊了停。第七遍他没有喊停。第七遍的时候，我在想一个人。一个在杭州修照片的人。他有一个儿子，在城南三小读三年级。那个孩子画了一幅画，画上写着‘春天快来’。现在那个孩子已经上四年级了。他在巴黎的孤儿院里，教一个叫卢卡的孩子画银杏树。”
第三排那个穿深灰色西装的老人站起来。他把节目单从胸前拿下来，手指在节目单的封面上停了一拍。“我在墨西哥城的电影学院里听你的演讲，看到你在机场站了四十七分钟。四十七分钟里，你没有动。你的脚没有动，你的手没有动，你的眼睛在动。你的眼睛从左边扫到右边，从右边扫到左边。你的眼睛在找人。你在找一个提着饺子的人。”
赵晓月把话筒从讲台上拿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