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字的时候，谁也没听到，便离开了！当把芦席在墓地放好后，一束鲜艳的阳光照过来，两床芦席飞了起来，在空中变做两只仙鹤，向西边飞去了！人们再看墓地，一点水也没有了，而且十分干燥。当人们回过头来找风水先生时，风水先生早已不见了踪影。后来人们传说，这家人有命无福，无法消受这般风水！
到了清朝道光年间，村里有一户穷困人家，兄弟两个，外加四个妹妹。父亲去世了，无能力找风水先生，自家兄妹六人，上苦株窝为父亲选址开山。墓穴修好后，墓地出现两只小青蛙，褐色的。我们村里人称这样的小青蛙为土青蛙。这家人都是善良之人，他们小心翼翼地抓起小青蛙，放在瓶子里，装上水，带回家，第二天又与其父一起安葬。丧事结束后，兄弟二人外出谋生。五年后回来，他们摇回来一只大木船，船里装满金银财宝。后来，村里人都说，那两只土青蛙给他们兄弟俩带来了财运。兄弟俩用这些财富盖了一座大院子，在长流河上修建了四座石桥，在靠近我们村的河边上修建了一座宝塔。村里人不但眼红他们家的财富，也传诵他们家的善举，更羡慕他们家先人葬到了好风水！之后，我们纪氏家族都将自己的先人安葬在苦株窝。
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风水成了封建迷信。讲风水，就是搞封建迷信活动，是愚昧落后的表现。谁要是讲风水，就把谁当活靶子批斗。村民们明里不敢说风水之类的事，但是亲人去世后，都不声不响地安葬在苦株窝。那些运动积极分子，口口声声反对搞风水，并说：“我们就不信那些迷信东西，我们的亲人去世后，就不葬在苦株窝！”但是，当他们的亲人去世后，没有一个不是葬在苦株窝的！
改革开放后，人们更加笃信风水，苦株窝的坟墓已经葬得下不去脚了（土话，意思是全部被坟墓覆盖）。人们还是要把亲人安葬在苦株窝，甚至，为此还发生过械斗！
有一年，有个风水先生路过苦株窝，见苦株窝山梁上葬有一块坟，走过去，反复踏勘，然后，对路过的村民说，“这家先人葬到了好风水！”听这一说，这村民马上接口说：“难怪，这几年，这家人在沿海打工，发大财了！成了大老板，远近有名！”风水先生又接着说：“葬者，藏也！坟墓太显眼，要看这户人家的福分了，命理硬，能载得住；命运不济，就有小灾小难！”当时，这位村民听了风水先生的话，大不以为然，说风水先生应该惜口，不宜随便言说。风水先生说：“你这位村贤言之有理，这等话，我是不宜说的。只是觉得应该提个醒。不然，心里也过意不去，只当我没说吧！”后来，国家反腐，他们家有人因此受到牵连。
风水这东西，实际上是一种大众文化。是大众文化，它就需要人们消费。人们世世代代的消费，就成了风俗，就形成了习惯。这与科学，这与道理，基本不搭界。人们消费风水与封建迷信，与愚昧落后也不搭界。台湾人讲风水，香港人讲风水，现在有的大学也开风水课。你能说台湾人愚昧落后吗？你能说香港人愚昧落后吗？你能说开风水课的老师愚昧落后吗？显然不能！这些讲风水的人实际上大部分都是高智商，是社会精英。现在，举个香港例子，让大家明白，香港是多么迷信风水。下面抄录一段香港的传闻以飨读者：
１９８５年中银大厦动工了。中银大厦如同一把三面刀刃的钢刀，充满杀气。刀刃一面指向港督府（今礼宾府），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尤德公爵突然在北京心脏病发作猝死，成为唯一一个在位时去世的港督。刀刃的第二面遥指当时的驻港部队军营，还有一面刀刃指向汇丰银行。其时，汇丰银行业绩突然倒退，股价随之大跌。请教过风水大师后，汇丰颇有创意地在楼顶架起两座“大炮”，与中银形成“刀炮大战”，用以化解。此后不少高楼都悄悄模仿“楼顶架炮”这个风水妙招。９０年代末，首富李嘉诚的长江集团中心的位置，就尴尬地夹在中银和汇丰中间。在风水师的建议下，李嘉诚将长江中心建成了四面都像个盾牌的造型，外围密不透风，如同碉堡，高度上也巧妙地避开了“刀炮”的相对位置。虽然颇被批评，不够美观，但胜在建成后一直安然无恙。
后来，台风把汇丰银行楼上的炮筒吹歪了，对准了渣打银行。渣打银行送来一纸律师函，要求汇丰银行限期改正。再后来，在中银大厦旁边建起了花旗银行，为了化解中银大厦的杀气，采取了呈书本开页形状的设计。其开口正好与中银大厦的尖角相对应。一时，香港风水大战，硝烟四起。
中国人消费风水，已形成习惯。形成了习惯的东西是不可能通过简单粗暴的做法，使其得到改变的。这正如中国人吃饭用筷子，西方人吃饭用刀叉一样。用筷子吃饭的人不可能，也不应该讥笑用刀叉吃饭的西方人不讲科学，愚昧落后；相反，用刀叉吃饭的西方人也不应讥笑用筷子吃饭的中国人不讲科学，愚昧落后。中国人习惯了用筷子，很难适应刀叉；西方人习惯了刀叉，也很难适用筷子。这就是习惯的力量，世世代代形成的习惯，是很难改变的，也改变不了，也无需要改变。风水之于中国人就是这样。另外，从心理学暗示角度看，积极地对待风水，就会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