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店里点着的蜡烛在风中摇摇晃晃，这时，人们的耳朵对周围声响就变得敏感起来，远处有人走动时“噼噼啪啪”的声音、金鳞溪流过时“哗哗啦啦”的声音、街两边的店铺关门时户枢发出的“咿咿哑哑”的声音……都在寂静的背景中格外地清晰。
过好一会儿，她才开口问：“你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什么样的主义呢？”
我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答她的话。
于是，她一边继续向前走去，一边说：“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所以，我理解社会主义就是反抗压迫的主义，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没压迫的社会。这既是周文龙和他的同学们的理想，也是我的理想。”
我说：“他们的奋起反抗，也许有一个可以让人肃然起敬的理由，然而，对于你来讲，不仍然是‘置身事外’吗？”
她说：“不！我没能够置身事外。我母亲一九五七年的时候，只是响应党的号召，给厂里的党支部书记提了些意见，就被划为****，使她在以后的工作中常常因为‘莫须有’的原因而遭受歧视。还有，**********中我父亲因为同情造反派，就被写了黑材料装进档案里。我知道我的父亲母亲都不是坏人。我父亲有时还会表现出一点愤怒，我母亲甚至连愤怒都没有，至多有点悲伤。她从来没有想到要颠覆什么，也没有伤害过任何人，但他们为什么只能成天都生活在恐惧之中，战战兢兢地度过自己的人生。我不知道，有谁能够永远地、一贯地正确；我不明白，一部分人凭什么对另外一部分人操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包括剥夺他们头脑中的思想，捕杀他心灵里的疑惑，消灭他行动上任何表达的可能。”
她在说这些话的时候，语调悲怆，声音凝重，饱含着深沉的人生体悟，有一种少有的重量感。
这还是我心中原来的那一个单纯的甚至有几分幼稚的杨南雁吗？
真是大象无形么！以前我为什么就没有想到过这些呢？
我的精神已经感受到了强烈的震撼，仿佛大地都在晃动。我说：“如果真象你所讲的那样，他们要面对的是当权派们利用手中的权力所动员起来的一切力量，那么，他们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呢？”
她不无悲哀地说“实际上当他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起来造反的那一刻起，就踏上了一条注定不能回头的道路，只能一路高歌，勇往直前。”
“也就是不问收获，只问耕耘了。”
“应该是吧。但我坚信——人民有反抗压迫的权利。”
她口吻中视死如归般的悲壮深深地感到了我，也让我的希望一片黑暗，就问：“闻梅给你的那封信，你都看了吗？”
“我看了。”
“那么，你准备怎么回她的话呢？”
“你替我感谢闻梅姐，告诉她，这次，我就不麻烦她了，但我会永远记得她过去对我的帮助和现在对我的关心。”
以前，她只是叫柳月是姐，我第一次听她把闻梅也叫做“姐”。她的声音徐缓而沉重，让我听起来有一种与过去告别的痛苦和悲伤。
想起了在武斗中双方对峙时那寒光闪闪的枪刺，我还是想作最后的努力，于是说：“这不仅仅是闻梅的想法，包括柳月和我，我们大家都惦着你，希望你回到我们中间来，大家还象从前一样，至少不至于在两军对垒的战场上兵戎相见，你不知道，那天在小广场的冲突中，看到你就在那辆宣传车里，我和柳月是怎样地为你揪着心。”
“那天在小广场上，你也在他们的队伍里？”她惊愕地问。
“是，我和柳月都在。”
半晌，她才抬起头来，眼里闪动着泪花，深情地说：“谢谢你，谢谢柳月，谢谢你们！你们的关心真的让我感到好温暖！”
她没有再说什么，我们一起往前走去。
我的纠结已经得到了一个明确的答案，我知道，我已经无法说服她了，心里充满失望和惆怅。
半个月亮从纷乱厚重的云层里挣扎出来，天空和大地又是一片朦胧的月色。我们顺着那条已经共同走过一次的路，经过静悄悄的码头工人俱乐部向江边走去。涨水的季节又来了，一天天增高的水平面让人感到它那沉默中所蕴藏着的巨大力量。上一次来这里时泊船的河岸已经被淹没了，一溜的木船就泊在了老化龙桥半圆形的石拱下，一排桅灯在黑暗中摇摇晃晃，从一只木船上颤悠悠地飘来一嗓苍凉老迈的歌声：
高山岭上一树槐，手扳槐树望郎来，
娘问女儿望什么？我望槐花几时开，
——几乎说出想郎来……
接着另一只船上响起一嗓猴急火燎的回应：
想不到姐儿我设个法，跳到井里变蛤蟆，
早晨你挑水我“呱”三声，晚上你挑水我三声“呱”，
——姐的心儿也呱软哒……
那民歌里厚重的感情底蕴触动了我心里的感动，想起了那首特意要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