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处于分道扬镳的边缘。这就是我们这次形势报告会没有邀请工业大学战旗造反兵团的原因。”
又有几个人问：“还有幼儿师范学校、技术专科学校、美术专科学校等几所学校，为什么不通知他们呢？”提问的是这几个学校的教职员工子弟。
汤博想了一下说：“这几个学校中主要的群众组织与工业大学战旗造反兵团持共同的立场，只有少部分群众不认可他们的主张，你们几个就作为这几个学校的联络员，通知他们一下，如果他们愿意参加，我们欢迎，请他们主动与我们联系。”
金鳞路两旁不是工厂就是店铺，只有小广场上的张贴栏、中国人民银行和几处工厂临街的外墙上有张贴大幅标语的地方。下午，我和葛利江、杨南雁一起，抱着写好的通知和一迭白纸，提着糨糊来到金鳞湾小广场。
这时，一辆宣传车正停在马路对面，宣传车前面的牌子上白底红字地写着“陵江市工业大学战旗造反兵团”，车顶上朝四个方向安装了高音喇叭，向来往的人群广播着一篇文章，巨大的声音在小广场上空轰响：
“陵江市全体工农兵同志们、红卫兵战友们：陵江市的无产阶级**********经过腥风血雨的战斗走到今天，正面临一个何去何从的生死选择。正当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掀起一月革命的狂风巨浪，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一股修正主义、改良主义的阴风正在四处漫延，逐渐形成气候。他们不是‘宜将剩勇追穷寇’，向走资派发动最后的进攻，而是执行一条****投降主义和机会主义的路线，招降纳叛，结党营私，拼凑所谓的陵江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拉帮结派，排除异己，打击与他们意见相左的造反派战友……”
葛利江对我说：“这些话怎么听着是冲着我们来的。”
我说：“火药味还挺浓。”
我们在张贴栏上选好地方，葛利江负责用扫帚将糨糊均匀地刷在墙上，杨南雁负责将一张张完整的白纸横着贴在墙上，我负责往白纸上写字，不一会儿，一条“热烈庆祝陵江市中学生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成立”的标语就写完了。”
以前我写大标语，都是使用排刷，一笔笔地往墙上写，每写一笔就得重新蘸一次墨汁，不但运笔不连贯，而且还往下“漓漓拉拉”地滴墨汁。这次我学着那位幼儿师范学校的同学，在一块塑料板上包了一片厚厚的海绵，用一个大夹子夹住，蘸饱墨汁后往墙上写，蘸一次墨就能写一个字，着意挥洒之间，一幅虽然仍是黑体但却有行书风格的大标语便写成了，勾画连缀之间虽然还做不到行云流水般的流畅，但却再也不象原来那样地死板呆滞，笔意间也就有了些许生动。
写的时候，一些路过的人们停下来驻足观看，让我心中好不得意。
葛利江站在我身后端详了半晌，皱着眉头说：“唉，我说木生，你写字的架式我好象在哪儿见过，虽然功夫还差了点儿，不过架式倒也蛮象，是跟谁拜的师，从实招来。”
我笑着说：“怕是你自己想起谁来了，却拿我来说事儿吧。”
葛利江也笑了说：“好你一个不打不招的刁民。”
杨南雁说：“葛利江莫不是又想起那个‘哈瓦那的孩子’来了吧。”
葛利江说：“嘿！你们俩倒是挺默契，一唱一和来欺侮我。”
这时，从那辆宣传车上走下一个人，穿过马路向我们这边走来，来到跟前一看，是周文龙，忙给他打招呼：“你好！”
他也回应：“你们好！”
周文龙看了看写好的标语，一脸的苦笑，问：“你们加入中学生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了？”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好，一时有些尴尬，便说：“过去站错了队，现在站过来了。”
葛利江却说：“噢。刚才听你们的广播，怎么感觉你们和陵江大学红旗造反兵团之间起矛盾了？”
周文龙说：“这也是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
葛利江似认真却又似不认真地说：“你看看，我们原来站在你们的对立面，通过党中央的批评教育，我们知道错了，于是努力转变立场，向你们靠拢，可是，当我们好不容易把立场转过来，你们又转到另外一边去了。”
“你们可以再转一次嘛，革命不分先后。”周文龙好象很有兴趣却又持着怀疑和试探的意思说。
我听出了周文龙话里的意思，不无认真地说：“我们不是没转过，可是你知道，那个谷易容的态度，我们邀请她参加成立大会，她却来给我们下最后通牒，汤博到你们那儿去联络你们，还差点没有当着你的面打起来。”
葛利江也说：“我们也是一支有一千多人的队伍，刚转过来又要再转一次，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周文龙摇摇头，有几分无奈地说：“这个谷易容啊，我苦口婆心地跟她说，要跟你们搞好关系，争取联合起来，还让她看一下《******选集》的第一卷，第一篇文章，第一句话，她就是不明白我的意思。”
葛利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