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我也很难有完整的看法。”
闻梅犹豫了一下说：“那就算了吧，我也是一时兴起。”又用手指着封面上的那一排小字说：“看见没有，这是一本‘内部资料，供批判用’的书，对它作任何正面的解读都是有政治风险的。”
在他们俩说话的时候，柳月对我说：“来的时候，我去找了杨南雁，她说不舒服，就没有来。”
从闻梅家出来后，柳月就和我们分手了。
往回走的路上，我问葛利江：“刚才那本书里都讲了些什么？”
葛利江想了一会儿说：“大概是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国家中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与马克思、恩格斯所预言的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基础上的共产主义风马牛不相及，它只具有使东方落后国家以集权的方式完成自己工业化的工具价值。它同样也是一个阶级社会，官僚阶级是这个社会中的统治阶级，是与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是处于对立状态的压迫阶级、剥削阶级。在这些国家完成工业化后，这种制度将会因为其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和集权统治的腐朽而被推翻。”
我说：“闻梅问我们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又向我们推荐这本书，是什么意思呢？”
葛利江说：“我也不知道。不过，她好象是要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却又不便说明。”
我说：“如果这本书真如你刚才所说的那样，我倒是想会不会是毛主席感到有一种力量，正在牵引中国偏离他所希望的方向，使他有了一种深深的忧虑，希望通过批判和斗争，使掌握各级权力的当权派们不至于脱离人民，从而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呢？”
葛利江说：“你说得有道理，但这可不象是闻梅想要告诉我们的。”
我说：“我倒是觉得，这样的解释能够回答闻梅给我们提出的问题。”
葛利江说：“我同意你的分析。最近，我看了些鲁迅的书，倒是想，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从走资派上入手，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另外的一方面是，毛主席与鲁迅都是‘五四’时代的人，毛主席对鲁迅又有很高的评价，他们的思想会不会有相似之处，都把国民精神的改造作为了改变中国的一项重要内容呢？在他的心中，他所领导的中国革命，肯定不应该象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一样，仅仅是为了砸碎一块‘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换一帮人来‘坐龙庭’。如果正如你所说的那样，他感到了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种令他担忧的倾向，他会不会因此才决心利用他已经不多的时间，放手发动人民起来造反，通过这种极端的方式，迅速地唤起民众，把反抗压迫的观念、自己起来掌握自己的命运的观念普及到人民之中去，从根本上动摇中国几千年来所形成的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天经地义的封建思想，在整个社会形成一个以下层平民为主导的意识形态呢？我以为，从这一角度来理解文化大革命，可能会发现更为深远，更为广阔的意义。”
我感觉他说得有道理，说：“可不可这样认为，毛主席未能对走资派给出一个准确的定义，又给出了一个意义含混‘整’字，是因为他更注重唤起民众觉悟。”
葛利江对他的观点似乎并不十分自信，但却是字句清晰地说：“如果我的论点可以成立，那么，我想应该是这样的，不论毛主席以后的社会将呈现出什么样的状态，他给我们留下的这种平民为主导的意识形态都会永远与我们同在。”
“你的意思是说，毛主席并非自信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些问题，只是以文革的方式提出了这些问题。”
“正是。从哲学上讲，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
快到厂门口的时候，葛利江要找他爸去了，我让他把那本《鲁迅杂文小说选编》借给我，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把书递给了我，分手后，我独自一人走回家去。
中学生红卫兵解散后的失落，对不可知的未来的迷惘，都让我有一种漂浮不定的感觉。于是，想找机会问一下张文彬叔叔，心想或许他能给我一些有意义的启示，但当我路过那个防空洞的时候，只看到一个黑黝黝洞口和一块空荡荡的平坝，才想起自从入秋以来，常常阴雨霏霏，朔风飕飕，那个防空洞前早已没有了乘凉的人们，小小的“龙门阵”也在风雨飘摇之中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