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不可以去与他商量一下，让他放我们过去。”
闻梅摇摇头说：“既然谷易容也在那里，他应该知道我们几个人都在车上，这样的情况下还来拦车，是不会轻易地就放我们过去的。”
炽热的阳光照射在薄薄的汽车顶板上，又变成红外线幅射下来，人人头上都好象顶着一个火盆，闻梅的脸头上沁出了一层细细的汗珠，将那几粒褐色的雀斑淹没在了红色的背景中。
这时，葛利江说：“闻勤务，我倒是有一个主意……”
闻梅紧皱着眉头问：“什么主意？”
葛利江说：“不过，要采取非常手段才行。”
闻梅急切地说：“这个时候了，还卖什么关子，赶快讲。”，
葛利江说：“刚才我在桥头观察，发现他们拦下从云龙区开过来的那辆红卫兵专车的时候，对一起开过来的一辆公共汽车拦都没有拦一下就放了过去，于是，我想我们可不可以这样……”
当他一五一十地讲完了他的主意的时候，大家都眼前一亮。
那个汤博这次也被选为了红卫兵代表，这时就在车上，他大声说：“我爸是车队的队长，干这事他有办法。”还没等闻梅说话，就跳下车去了。
不一会儿，汤博就领着他的父亲就来到车下。他父亲象是刚从修理车间出来，穿一身油迹斑斑的工作服，脸上还有几处机油的污痕，一身的浓重的汽油味，正用一团棉纱擦拭着满是油污的手。听了闻梅介绍的情况后，立即来了精神，说：“你们不要暴露了，就在院儿里呆着，车的事你们不用管，我来处理。”说完就叫了几个修理工，从队长办公室里拿出一套实施交通管制的家伙来，对他们如此这般地一番交待，那帮人穿戴起来就到街上去了。
不一会儿，一辆和我们一样的加长公共汽车就开进了汽车队大院。车上只有十来个乘客。
那个大客车司机司从车上下来，他五十来岁的样子，黢黑的脸上挂满了迷惑。汤博的父亲迎上去，为他递上了一支香烟，毕恭毕敬地为他点着了，然后自己也点着了一支，边吸边把我们的情况告诉了他。那个大客车司机听了汤博父亲的话后说，对造反派红卫兵非法设卡，为所欲为的行为早就非常气愤，愿意帮我们的忙，说着就回到车上，亲自说服乘客和我们交换了车辆。汤博的父亲还从他的队长办公室搬了一套锣鼓到赴京红卫兵专车上，几个工人在车上敲得来锣鼓喧天。
两辆车一前一后地开出了汽车队的大院，快要接近了化龙桥的时候，那辆“赴京红卫兵专车”故意迟迟疑疑地停在桥的东头，引得守在桥西头的那帮人们挥舞着旗帜，呼喊着涌过桥来，直奔那辆车就去了，而我们所乘坐的公共汽车却趁机一加油门，从旁边超了过去，一溜烟地把他们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车上立即响起一片欢呼的声音。
一路上，我们虽然又遇到一帮拦车的造反派红卫兵，但他们都没对我们的车发生兴趣，那个老司机就直接把我们送到了蛤蟆嘴火车站。
这是火车从陵江市开出后的第一个小站，只有一间小小的候车室，窄窄的站台上连雨蓬都没有，一块写着“蛤蟆嘴”三个大字的站牌孤零零地立在站台上，一挂没有车头的草绿色车厢静静地停在铁道上。
在我们到来之前，已有先到的人们在站台上列队上车，也有的人们正在整理队伍，三五成群的人们奔跑着赶往集合地点，呼喊声脚步声乱成一片。我们一行人进站后，在候车室里找到红卫兵总部的组织者，然后，按照预先分配的位置，上了给金鳞中学预留的半截车厢。我们班的四个人最后上车，座位正好在临近车厢连接处的过道旁，我和杨南雁，闻梅和葛利江各占了一排座椅。
渐渐地，进到站里来的红卫兵专车越来越少了，已经斜到西边去了的太阳在列车的一边投下了一条长长的黑影，路基下的荷塘里间或地响起几声青蛙的叫声，随着蒸腾的暑气，飘过来一阵阵荷叶的淡淡清香。另外半截车厢里坐的是陵江市第二中学的红卫兵，或许他们也经历了与我们大同小异的曲折和惊险，所以，与我们这边的人们一样，都下意识地没有人说话，对不可知的未来保持着警惕和担忧：谁知道会不会突然有一辆车冲进站来，跳下一帮造反派红卫兵，往铁轨上一站呢？
早已过了午饭的时间，大家都注意到了挂在衣帽钩上的一个个绿色军用挎包，有人打开来，看到里面装着一个白色的搪瓷缸子，一条白色的毛巾，还有几听装在十分精致的铁皮盒子里的饼干。只是谁也没有动里面的东西，仍然将它挂回了衣帽钩上。
正在大家都在忐忑不安中煎熬的时候，只见陈焱从车厢的另一端走过来。他一脸的沉重，径直来到闻梅面前手，向四周张望了一下，问：“怎么少了一位——柳月同学呢？”
闻梅说：“我们学校的红卫兵代表是选举产生的，我们班代表人数太多了，就把她给选下去了。”
陈焱拍了拍自己的额头，自责地说：“都怪我忙昏了头，事先打个电话问一下就好了，如果早一点知道，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从别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