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我就要去北京了。当我回到家里，把这个消息告诉父亲和母亲的时候，他们开始并不相信。父亲说：“学校就是读书的地方，搞什么文化大革命，那就是小孩子们的瞎胡闹，在陵江闹闹也就算了，还能闹到北京去？”
我不高兴，说：“你总说我们是瞎胡闹，你不也参加了工人纠察队了吗？”我注意到前些天他从厂里拿回来一个工人纠察队的袖标挂在衣柜里。
他说：“我参加工人纠察队，是为了防止造反派来捣乱，维持工厂的正常秩序，保护援越物资的生产。”
当我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给他讲了一遍后，他将信将疑，说：“北京，以前可是皇上住的地方，现在可是毛主席住在那里！”不过，这虽然让他觉得不可思议，但还是很高兴，让母亲把当年的新布票找出来，买了蓝色的新布，连夜赶着为我做了一件新衣服。又亲自到文具店给我买了一个新笔记本，那笔记本的封面图案就是一个金光闪闪的天安门。
北京，在他的心中，永远是既遥远而又神圣的地方。
那天早晨来到学校的时候，学校里一派节日的气氛，大门和主要道路的两旁都插上了彩色的旗帜，广播里播送着热烈的音乐，一辆加长公共大客车停在操场中央，车头前用绸布扎了一朵大红花，还挂了一块‘赴京红卫兵专车’的牌子。
柳月已经负起了她的责任，与石秀一起前前后后地忙碌着，在那条贯穿学校内外的大路两边，组织起了盛大的欢送队伍。当我们乘坐的汽车缓缓地驶出学校的时候，牵引着全校的老师和同学们的目光，送过来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我们全都从座位上站起来，挤在车窗口，不停地向他们挥手，人人的脸上都绽开了灿烂的笑容，只有闻梅一脸忧心忡忡的样子。
我们乘坐的汽车开出大门后，并没有象原先预想的那样开往市里，而是一上公路就掉转方向，向金鳞西路开去。闻梅这才告诉我们，上车前她接到中学生红卫兵总部的电话，说现在通往陵江市火车站的主要道路都有造反派红卫兵把守，一些前往火车站的红卫兵专车已经受到了拦截，市中区的造反派红卫兵已经把进京红卫兵专列包围了。因此，按原计划去北京已经不可能了，所以，市里决定另派赴京专列，新的集合地点改在了蛤蟆嘴火车站。由各学校自己想办法赶往新的集合地点。
当大家知道这些情况后，心里顿时七上八下地打起鼓来。
蛤蟆嘴火车站在陵江市西北面的长江边上，从金鳞西路经过云龙区到蛤蟆嘴火车站有几十公里的路程。没有料到的是，当我们的汽车刚刚开到金鳞湾汽车站，司机就把车停下了，告诉前面有情况。大家涌到前面一看，远远地看见化龙桥上一片红旗飞舞，一大帮人正在那里摇旗呐喊。
我们所在地方的马路对面正好是金鳞湾汽车队，闻梅急忙让车开到汽车队里，停在了停车场上，然后让葛利江和我去探听是什么情况。
我和葛利江急急忙忙来到化龙桥东头，躲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向桥西头张望，只见那里聚集着一支两三百人的队伍，领头的正是工业大学的那个周文龙，一面面猎猎飘动的红旗上写着工业大学、美术专科学校、幼儿师范学校红卫兵的字样。让我们大吃一惊的是在那一片红色中竟有一面我们熟悉的旗帜，白底蓝字写着“陵江市金鳞中学”几个大字，挥舞着这面旗帜的是谷易容。这时候我才回想起来，当我们的车辆从学校大门开出来时，在全校师生夹道欢送的行列里，没有见到谷易容的影子。
正在这时，从对面远远开来几辆汽车，其中有一辆也和我们一样地披红挂彩，车头前挂着一块红卫兵专车的牌子。堵在桥头的人们立即兴奋起来，一窝蜂地拥去，将那辆车截停在了化龙桥头。紧接着就有红卫兵模样的人从那辆车上下来，与那帮拦车的人争执起来，吵着吵着就听周文龙带着那帮人高呼口号：
“革命大串联人人有份。”
“不准保皇派独占赴京名额。”
几百人一齐挥舞着拳头，个个都义愤填膺的样子。
那些下车来的人就又回到车上，然后，那辆车转了一个弯，掉头开了回去。于是，我们赶紧跑回车上，向大家报告了看到的情况，
一个企盼已久，就要实现的梦想，突然间面临破灭的危险，大家的心立即悬到空中。
那时，金鳞中学还没有对立的一派组织，我们也没有参加到社会上的两派斗争中去，所以大多数同学对两派红卫兵尖锐对立的状况既没有明确的认识，也没有切身的感觉。情急之中，大家一个个义愤填膺：
“我们和他们无冤无仇，他们为什么非要拦住我们的车？”
“我们开车冲过去，他们还敢真的拦了我们不成？”
“他们也欺人太甚，把学校的同学们叫过来，跟他们打一仗。”
……
一片吵闹声中，闻梅坚定地说：“大家冷静一下，任何可能引起双方冲突的办法都是不可取的。”
杨南雁说：“那天在工业大学，我看周文龙对我们还是比较友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