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后，他就叫闻梅是闻勤务，让人听起来有点调侃的味道。
闻梅说：“我们去北京后，面临学校红卫兵没有领导的问题，于是，我就召集了勤务员开会议，提出我作为全校红卫兵的总负责人，不宜再兼任高一一班的勤务员，提议由柳月任高一一班的勤务员；获得大家的同意之后，我又提出为解决中学生红卫兵领导机构组织松散，决策困难的问题，成立勤务员中心组，在勤务员中选举五人，作为金鳞中学中学生红卫兵的核心机构，大家也一致通过；由于二十个班级的勤务员全部被选为了赴京红卫兵代表，为了在我们赴京期间中学生红卫兵能够正常开展工作，柳月又自然成为我们赴北京期间红卫兵全面工作的负责人，因而又被选入了中心组。对于这一切变故，我以通知她的名义去，这样不会太唐突，又能消解一些她的失落感吧。”
当闻梅说完了这些话后，大家谁都没有再说什么。我想大家怕也是和我一样，好生感慨，佩服不已。
杨南雁领着我们从汽车站旁边的那条窄窄的巷子进去后，拐一个弯，进了一幢老式的木结构建筑。这是一座二层楼房的底层，晦暗而阴凉的房间里有几件老式的家具，一束明亮的阳光穿过屋顶上的玻璃瓦又经过楼梯口落在一个灶台前，无数的水气和尘埃便在光柱中漫天飞舞，使我想起上物理课时老师讲到的布朗运动。柳月的父亲已经去世，她与母亲住在一起，那天，她母亲去街道办的工厂上班去了，只有她一人在家。当我们一行人从那架宽大的木梯上到二楼的时候，柳月正在用钩针织一块桌布，见我们到来，显得有点慌乱。
柳月和她母亲的卧室宽敞而明亮，一面木板墙上挂着一个黑色的镜框，嵌着她父亲一张身着戎装的半身相，那英气勃勃的神态和炯炯有神的目光永远定格在了那一个永恒的时刻。那时候，我已知道对女生的病，我们男生是要有所忌讳的，待闻梅和杨南雁一左一右地与柳月一起坐在床沿上后，我和葛利江才各拿了一只凳子在窗台前坐下来，在她们嘘寒问暖，亲热得一塌糊涂的时候，漫不经心地向楼下看去。她家楼下是金鳞湾地区唯一的一家新华书店，马路两边是相对错开一点的金鳞湾汽车站，一辆辆绞接式超长公共汽车“嘟嘟”地响着喇叭开进站台，停一下就又启动了，“突突突”地驶出站去，车后的排气管喷出一股淡蓝色的烟雾。一个小贩斜挎着一个印有蓝色小鸟图案的木箱从楼下经过，歌唱般地吆喝着：“冰糕凉快——冰糕——香蕉冰糕—牛奶冰糕—豆沙冰糕——”
在一片嘈杂的背景中，她们的讲话隐隐约约地让我们听不真切，偶尔有一两个字漏到耳朵里来，也连不成句子，声音里还夹杂着柳月时有时无的啜泣欷歔的声音。过了许久，终于听到那里传出来一阵“吃吃”的笑声，等到她们把讲话的分贝提高后，我们知道“秘密会谈”结束了。
只听柳月焦急地说：“不行，不行，这怎么能行呢，我什么都不会。”
闻梅说：“你有正义感，有原则性，做事认真，在同学中有一定的威信和号召力，能够胜任的。”
杨南雁说：“我们去的时间不长，最多十天半月的就回来了。”
我和葛利江也都走过去劝她。
葛利江说：“做什么事都有一个从不会到会的过程，你大胆地做，慢慢地也就会了。”
我也说：“闻梅为你的事****多少的心哪，你就应承下来吧！”
柳月仍一脸的为难，说：“全校红卫兵有一千多人，该有多少事啊，我一点儿头绪都没有。”
闻梅说：“走以前，也就是明天上午吧，我会把有关的事项一件件地交代给你的。”
大家好一阵劝，柳月才接受下来，说：“这次我没选上红卫兵代表，怨不得大家，更怨不得闻梅，只能怨我自己。没想到闻梅为我想得这么细，做了这么多，大家也来安慰和鼓励我，我心里堵着好多的话，却又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说着说着，她的眼圈就红了，眼泪顺着眼角流了下来。
闻梅说：“你也不必这样。自从那天我们一起冲过嘉陵江的激流，后来又经过人民大会堂的冲突，我就感觉我们之间已经不再是以前的一般的同学关系了，拿我父亲他们那一辈人的话来讲，就是从战争的炮火硝烟中走过来，经过了血与火的洗礼了。当然，我们现在的情况还无法与他们相比，但至少我们是曾经共同面对生与死的考验的兄弟姐妹了吧！我这样说，你们同意吗？”
她的话深深地感动了我，思绪好象逡巡在了一个遥不可及的远方。听了她最后的问话，我和大家一齐回答说：“同意！”
“如果大家同意我的话，那么，我希望大家以后都能象毛主席要求我们的那样，团结友爱，互相关心，互相帮助……”
我突然想起了我对她那句“我何尝不也是如此？”的话的猜想，完全相信她能够在这样看似平常的行为中，蕴藏有这么高尚的出发点！这让我心中陡然涌起一种崇高的感情，感动得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
临走的时候，柳月把我们送到楼下，说：“我一定要努力做好工作，不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