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行人来到这里的时候，竟错被当成了前来祝贺的队伍，受到校门两旁人们的夹道欢迎。
进了校门以后，是偌大的一个花坛，花坛中屏风一样地矗立着一块巨大的石块，上面镌刻着“红色工程师的摇篮”几个大字。我以前曾经来过工业大学，那天，当那一排红色的大字赫然跳入眼帘的时候，我左看右看，总觉得有什么地方点不对劲，却又说不出来。
杨南雁说：“别看了，多了两个字。”
这是她一段时间以来第一次主动跟我搭讪，而且语调平静而又柔和，甚至有几分亲切，让我心里有一种怪怪的感觉，迟疑地问：“多了哪两个字？”
“红色。”
我仔细一看，才发现那两个字果然是新刻上去的。虽然新刻上去的这两个字也使用了同样的书法风格，却因当初并没有留出这两个字的位置，于是，新刻上去的两个字就明显地被挤偏了，使得整条标语显得来一边轻，一边重，失去了原来的平衡，看起来让人感到别扭。
工业大学也如陵江市的多数学校一样依山而建，进门后首先看到的是一个大操场，沿着大操场右边的道路往前，是一座五层高的教学大楼，再往前是星罗棋布地散落在山坡上的办公楼、试验楼、科研楼、校办工厂等十几栋建筑物，道路尽头是员工大食堂。
进门以后，谷易容把我们甩在操场上，让我们看大字报，就去联系人给我们介绍情况去了。走的时候，还悄悄地对我说：“我去给你找一位你认识的熟人来”，一派神秘兮兮而又煞有介事的样子。
来学校的人都去大礼堂参加命名大会去了，看大字报的人不多。这里的大字报不象金鳞中学那样贴在楼道或者食堂里，而是沿着校园里的甬道和操场的边沿，搭起两米高的竹架，在竹架上钉上竹席，大字报全部贴在竹席上。大字报的主要内容都是反对工作组，其中一张新贴上去的大字报特别长，标题是《陵江市委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方向性错误》，其从陵江市委向陵江大学、工业大学等大专院校派驻工作组，执行保护一小撮，打击一大片的错误路线，到组建中学生红卫兵以求自保；从召开“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的演讲会以转移斗争大方向，到掀起“送子当兵”热潮以壮大保守派力量，分析了市委一系列的方针政策，认为陵江市委在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问题上，违背了中央关于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正确路线，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强烈主张把斗争的矛头对准陵江市委。这篇大字报的奇特之处在于，在大字报的后面贴了一张征集签名的告白，还特地放了一个墨碗和两支毛笔，要求同意大字报观点的人在后面签名，结果大字报只有十来张纸，签名纸倒有了二十多张，密密麻麻的全是签名。
不远处，葛利江在向我招手，我们一行人走了过去，看到竹席上贴着一张战旗造反兵团组织机构图。这时，我才知道战旗兵团的司令就是那个在人民大会堂向程旭东发问的侯永玉。在她下面的一列名字中还有周文龙，旁边写着的职务是副司令。那时，一想到司令，我们脑海中出现的就是电影中戴着大沿帽，披着将军呢大氅的国民党军官形象，然而这一形象与我们那天在嘉陵江所看到的周文龙的形象反差太大了，让我不由得直想笑。
杨南雁说：“嘿，这家伙当副司令了。”
柳月说：“就他那熊样儿，也能当副司令？”
我说：“就他那天的样子，倒确实象一个光杆儿司令。”
……
我们正在议论的时候，突然有人走到我们面前，很高兴的拉住我的手连声说：“欢迎，欢迎。”我一看，正是我们那天在嘉陵江救起来的周文龙。
我们一下全愣在那里了，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谷易容凑着我的耳朵得意地说：“我没骗你吧。”
周文龙的眼睛在人群中扫了一下，清点人数般地指着我们说：“柳月、杨南雁、葛利江、林木生……还差一个。”
谷易容说：“闻梅今天有事没来。”
我纳闷他为什么能那么准确地叫出我们的名字，一脸的大惑不解。
杨南雁悄悄地拉了一下我的袖子，凑着我的耳朵说：“报纸。”
我这才恍然大悟。
周文龙很遗憾的样子，说：“那天在嘉陵江里多亏几位舍命相救，一直没有登门致谢，今天在这里见面，也算是一个难得的机会。”然后恭恭敬敬地给我们每人都鞠了一躬。
全班同学都感到既意外又高兴，当场就向他提出了许多问题。周文龙也一一回答了同学的问题。他所讲的大多是那篇大字报中已经写到了的内容，其中重点讲了运动之初，工业大学党委号召同学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批判反动学术权威，同时也给学校领导提意见，然而，当大字报铺天盖地般在校园里漫延开来之后，市委派驻学校的工作组却将许多写大字报的同学内定为右派，使得他们不得不奋起造反的来龙去脉。最后他讲：“这就是我们不得已起来造反的原因，其目的是为了贯彻毛主席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